明正德十三年（1518）置县前夕，“和平广洞，良善数千家”。本县经济是农业自然经济。其时，居民辛勤耕耘，开发了年收获谷物千担的“玉米窝”、“千担坝”，至今留下了陈迹。后因连年天灾人祸，以致田园荒芜，百业凋零。至崇祯十五年（1642），全县有1994人（此为丁徭人口，百人口实数，下同）。
清初，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县令，实行稳定赋税和新增人口不加赋税，以及鼓励居民开山种粮、种豆；筑路架桥，建仓（社仓）赈灾；办公院、兴义学，培育人才等措施，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至康熙六十年（1721），全县有丁口2252人；开发田地山塘3.0797万亩；征收赋税额银6359两。
随后，经过雍正、乾隆（1723～1795）两代至清代中叶，社会较为安定，大批“客家人”因战乱、灾荒或者官职迁调等原因继续从闽、赣南迁至此定居开发。他们运用其科学文化和技术，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兴办商埠、当铺，时土纸、陶瓷、酿酒等行业初具规模，县城食盐年成交量1万担（500吨）。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扰外患，落后挨打，社会动乱，县无宁日，经济发展缓慢。
民国元年（1912），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一定程序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县人利用丰富的陶土、竹木资源，兴办陶瓷、竹木加工等手工业，时有工场、作坊数百家（户），从业人员1000多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大埔、潮汕、兴梅商人纷纷至此开店设铺。惠州、广州等地的盐、鱼、百货、转口洋货等大量涌入；赣南地区的米、豆、土特产品等也流入本县，或就地交换，或转口外销。时每年经和平进出的食盐2.5万担，土纸5万担，大米2～3万担。于是和平成了南北交通要道和货物的集散地。以东江上游的阳明、彭寨、东水、下车4个圩场为中心，全县形成了大小圩镇20个，集市28处，私商店铺2000多间（户）、从业人员3000多人。至民国24年（1935），全县人口发展到17.6万；开发土地面积19.0934万亩；征收赋税6.1140万银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和扶持民族工业政策，加之广州失守后和平曾成为本省大后方，经本县人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修通忠（信）定（南）公路。民国28～31年，在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指导下建立“中国工业合作和平事务所”，兴办造纸、松香、织染、印刷等60多间合作企业，从业职工800余人。和平竹木、东庄纸、松香、茶叶、香菇等产品远销广州及香港、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县政府执行蒋介石“勘乱”政策，“进剿”游击区；官商勾结，操纵市场，通货膨胀，致使不少工商企业倒闭，农业凋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至民国38年（1949），全县耕地面积24.49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9.15万亩，总产4.1452万吨，年亩产216.46公斤。全县有16.5785万人口，是个严重缺粮县。
和平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在创造了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了文化事业。清前，有7名进士（含武进士1人）。民国初期，县人徐傅霖就读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士学位，著有《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等，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抗日战争时期，省城部分机关、学校、医院迁来本县，大大推动了本县文化的发展，时县内有中小学230多所，学生万优为粤北地区有名的文化乡之一。但由于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设施少，且简陋，文盲仍很多，农村缺医少药，疫病常流行。
和平人民淳朴、刚强，具有反压迫、反侵略而英勇斗勇的光荣传统。历史上农民起义不断，较著名的有明正德年间池仲容为首的农民起义，如岭南春雷，威震闽、粤、赣，有力地打击了明王朝封建统治，促成了和平设治建县。民国15年（1926）春，共产党员刘哑佛（时任和平县府秘书）来和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纲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建立“新和平青年团”，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开展。民国21年（1932），在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事中，和籍将士50人为国捐躯。民国28年（1939）5月，建立中共和平县委，方华（罗响）任书记，领导建立农会和抗日自卫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工作成绩卓著，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延安盛会。民国34年（1945）夏，曾源（曾镜湖）率东纵三支队挺进九连地区，震惊国民党省政当局。民国35年（1946）冬，吴毅、王彪和林镜秋亮起连和人民自卫总队（九连游击队）的旗帜，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了九连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凶险的斗争环境中培育了“理想、坚定、团结、清廉、奉献”的九连精神，于1949年5月解放了和平，接着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解放惠州、广州。和平人民为抗外侮、求解放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