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
朱棣夺取皇位后，为培植河北实力，频繁向河北调兵。到宣宗时，北方少数民族趁明朝新主登基，纷纷南扰，边事紧张。于是，宣宗又大规模向北部边境调兵，并向河北中部调兵屯田，以补军需。宣德五年（1430）拨神武右卫于真定府，其指挥使司置于真定卫指挥使司西侧，军役6000余名，军屯300余处，坐落冀州、深州、晋州、南宫、衡水、保定、博野等州县，每屯计卒二三十名，每屯计地数十顷。
关于真定卫、神武右卫及其所属军屯的兵丁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大量谪发罪犯充军。真定卫、神武右卫各所和军屯都有一些谪发军户，他们世世代代受到政治歧视和经济压迫与剥削。承担着沉重的军役，长期从事军屯耕种或匠作，其中不少人落籍于真定府内。
二是从征留戍者。真定府是明初徐达、常遇春北征的必经之地，所以早期卫所军兵不乏从征留戍者。
三是“归附者”，是指那些被击败的敌军降卒。明初，徐达北征，沿途元军望风而降。这些降兵往往被收编为卫所军士或军屯军丁。
还有的屯丁和军将，是从南方调拨而来的。
卫所军屯是明朝封建国家的军事支柱，担负着防御外侵、平定叛乱的使命。真定的卫所将士无疑也是明代封建军队的一部分，他们曾在“忠义”精神驱使下，参与过封建统治者的权力之争，也曾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其中不少人为之付出了性命。
另一方面，真定的卫所军屯将士在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首先，卫所军屯的设置，对弥补真定府一带人口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军屯的设置，对发展农耕、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官府强行向河北移民的背景下，屯戍于真定府各州县的卫所、军屯的军丁，是一支重要的劳动力资源。他们中有80%以上的人携带家眷在军屯从事垦种，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按照明朝的税制，“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民田减二升”。“军屯田税一斗”，而真定府对军屯则每亩征粮一斗二升。如此苛重的赋税，可见他们为恢复明初经济付出了多少血汗。通过他们的屯种，满足卫所粮饷，并向国家供粮。在万历初年，真定县的户口为1856户、24179人。军户总数已占全县总户数的20%。明末的获鹿县有真定卫人丁2023，神武卫人丁166，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9%。由真定卫和神武卫屯种的耕地550多顷，占全县耕地总数（4673顷）的近12%。这些卫所军屯的垦殖活动，对维持明朝军费开支、减轻封建国家的经济负担，发挥了巨大作用。
卫所将士和军屯军丁直接参与真定府内修建城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工程建设。宣德六年（1431）“山水暴涨，冲毁（滹沱河）堤岸”。真定府、真定卫“发军民浚之，并修真定护城堤。”成化十三年（1477）大水泛滥，“堤复溃，势迫城西南隅，坏民庐舍，而关城之中几为巨浸。”知府田济上疏奏明皇上，得到允许，神武、真定二卫大发兵夫，距旧河数里外凿新河。弘治二年（1489），滹沱河决口时，也曾“发军民筑塞”。
明代卫所、军屯创建的许多关城、寨堡、营所、仓储、屯舍等设施，后来大都发展为村镇，对今石家庄一带村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戍屯将领、军丁携家眷世代驻于卫所军屯，绝大多数最后都落籍当地为民，成为明代一支特殊的移民队伍。在今市辖各县市区，有上百个村庄就是在明代军屯、营所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中的村民也大都是明代军丁将士的后裔。据大量文物、碑碣、谱牒资料证明，石家庄市区至少有11个曾是真定卫下属营、百户所或军屯。其中杨家营、后营、康家营三个营所后来分别并入振头、柏林庄和柳辛庄三村。正定县的212个村落中，至少有13个是真定卫、神武右卫下属营所或官屯；栾城县205个村落中，至少有柳林屯、北屯、南屯、东马坊营、西马坊营等11个村，原来就是明代神武右卫的军屯和牧马场营地。石家庄村《于氏家谱》、义堂村《戚氏家谱》、南高营《何氏家谱》等谱牒中也都明确记载，于姓、戚姓、何姓三姓的祖先都是明代真定卫的军校，率军屯戍落籍于此，繁衍至今。
在明代历史上，卫所军屯对保证军需、解决财政困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这是一种带有奴隶制遗风的世袭军制，一开始就带有历史的反动性。军户世世代代受到卫所军官的奴役和压迫，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政治、经济待遇极低。他们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被卫所军官无偿占有。逃匿他乡、远遁深山成为主要的反抗手段，造成卫所的战斗力、生产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世袭制使卫所军官的特权越来越大，而指挥战斗的能力却一代不如一代。真定卫、神武右卫驻于内地，兵事较少，世袭的卫所军官几乎毫无军事素质可言。于是，卫所军屯的作用越来越小，到后来，又不得不实行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