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虽是一座小城但是它不仅有秀丽的风景，更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4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苏家垄文化和1900多年前的绿林文化世代流传于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中由新市（即今京山）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更有一批如刘英，刘铁等追随过孙中山的革命忠烈，在京山发起“永漋河起义”，策应辛亥革命的成功。

文化遗址
王匡、王凤与绿林起义。这场斗争长达10年之久，这次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就是湖北省的京山县，它的主要领袖――即绿林军的主要领袖王匡、王凤，就是京山人。绿林赤眉起义是继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历时10年，席卷全国，推翻了王莽政权，打击了豪强势力，扫荡了奴隶制残余，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6]
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遗址位于京山县境西南离县城30公里，现属屈家岭管理区园艺分厂。1954年冬，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配合石龙水库工程进行文物调查，在干渠必经地屈家岭发现该遗址。水库工程指挥部文物工作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博物馆，先后进行三次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发表了科学研究报告《京山屈家岭》，结论指出：“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遗物，具备了较多的特有的文化特征，应属于已发现的新的一个文化系统，因此我们把它命名为‘屈家岭文化’”。此后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均发现了屈家岭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第一个被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
屈家岭文化遗存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发展状况。大量磨制精巧的石器表明生产工具的进步与生产的发展。在屈家岭遗址，1956年仅发掘800多平方米，就发现一片面积500平方米、约200立方的红烧土（经烧烤的地基或抹墙泥土），红烧土中掺进的稻壳密结成层。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对屈家岭出土的谷壳进行考察鉴定，他在结果中说“从图片的稃毛、粒形和标本测定看，这些谷粒当属于粳稻，且在我国是比较大粒的粳型品种，与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种最为接近。”这表明以生产优质稻谷著称的京山，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大量种植水稻。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猪牙、陶制鸡表明，当时家庭已普遍饲养生猪，家禽业以养鸡为主。出土的大量轮制陶器、纺轮表明，手工业已形成独立的生产门类，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制作的陶器胎壁均匀，造型美观规整，能制出薄如蛋壳的彩绘杯碗。

屈家岭文化遗物还反映了先民的文化艺术精神生活。彩绘的陶器，黑红对比，浓艳庄重；不同的碗、豆而均用双弧双腹，做到了多样中的统一；各式彩绘纺轮、彩绘蛋壳杯碗，显示了先民的艺术创造力与审美情趣。屈家岭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和成套陶器组合的陶祖表明，当时的社会奉行男性崇拜，证明屈家岭文化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人们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祭祖宗教活动，祈求氏族平安，人丁繁衍兴旺。
科学家们对屈家岭文化炭化遗物进行了炭14科学测定，科学测定表明：以京山屈家岭遗址命名的屈家岭文化，存在于距今4600年至5000年，文化绵延了400年。屈家岭遗址发现命名后，长江中游各地大量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在京山、天门、钟祥，文化覆盖整个长江中游，其北抵河南方城、豫中，南至洞庭湖北岸，东接鄂城、黄石，西到宜昌西陵峡西端。[7]
苏家垄文化遗址
苏家垄文化遗址，位于京山县坪坝镇罗兴村，1966年7月，在开挖郑家河水库干渠时发现了该遗址。出土的古代生活器皿，经鉴定为西周晚期青铜器。这批出土青铜器有鼎、鬲、甗　（音yǎn，眼）、簋（guǐ，诡）、豆（高圈足盘子）、方壶、盉（音hé，和）、匜（音yí，夷）、盘和车马器等，共计97件，重800余斤，具有极珍贵的考古价值。鼎、豆和方壶都有曾中　（音yóu，由）父自作器的铭文（其中两鼎铭文均为“　”，豆和方壶上则为“斿”。文献记载，历史上有三个曾国：姓姒者有两个，一个在今山东峄县，一个在今河南柘城县北；第三个姓姬，在今湖北境内。
苏家垄这批出土青铜器，分别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和京山县文化馆。部分实物参加过我国对外文物展览并摄入有关电影，在国内外广为颂传。其中一尊曾侯壶最为著名，壶身铭有“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铭文。其制作工艺精湛，造型典雅优美，纹饰丰富流畅，展现了中国青铜器文化的神韵魅力，为中华青铜器文化的杰出代表。其铭文字样被多种文字学研究著作、书法字典收录。曾侯壶多次在国外展出，仅一次在德国展出的保险金额就达3000万马克，是国宝级文物。曾侯壶复制品陈放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京山曾侯壶与随州曾侯乙编钟和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戒石铭碑
京山县政府大院内有一座碑亭，亭中立一石碑，曰“戒石铭碑”，碑的正面刻四言十六字，即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碑的背面镌刻《重建戒石铭碑记》。
时移境迁，旧衙拆除，戒石碑下落不明。然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已漂洋过海，传诸东瀛。戒石铭碑文于乾隆年间传入日本。宽延二年（1749），日本国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将十六字碑文刻于该市霞城公园内一巨石上，将其作为藩政官员的座右铭，后又谱成歌曲，令政府公务人员每日上班前吟唱，延续至今不辍。1935年，日本政府将该石刻定为“国史迹”（即国家级保护文物）。
因戒石铭碑之缘，京山县与二本松市开始鸿雁传书。1989年2月，二本松市市长大河内鹰一行访问京山，表示欲赠款京山重建戒石铭碑。同年8月，县府大院戒石铭碑亭正式建成。不久，县政府又在城南7公里处空山洞风景区修建戒石铭碑纪念馆。1989年10月，二本松市代表团访问京山并参加京山建成戒石碑落成典礼。11月，县政府代表团赴日回访并参加二本松戒石铭刻240周年纪念大会。其后，京山县政府照大院内戒石铭碑原样复制一碑，赠与二本松市，1991年9月，京山县政府组团访日并出席二本松新市政大厅落成典礼暨戒石铭碑揭幕仪式，至此，京山赠碑立于二本松市政厅。此后，两县市交往年年不断，在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一些交流合作，并于1994年签署文件缔结“经济友好合作关系”。
京山戒石铭碑，是中华廉洁精神的象征，是中国廉政文化的形象代表，是中国廉政教育的有效形式。

芭蕉寺新罗太子墓
芭蕉寺遗址位于京山县宋河镇芭蕉寺村。寺建于盛唐，宋代称圆寂禅院，后历经兵燹，院田几尽。乾隆年间，海云和尚重修芭蕉寺。“芭蕉夜雨”为京山八景之一。清末民初，寺庙再度荒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盛唐时期，京山芭蕉寺是朝鲜半岛新罗国太子的住锡修行之地，后卒葬于此，山中有新罗太子墓，山中有泉，曰“新罗泉”。京山旧县志和当地百姓口头，留下许多有关新罗太子的记载和美丽传说。康熙年间《京山县志》载：“新罗泉泉出山中，尝有新罗僧居此，语众欲归，神止之。僧言思故乡中水，神指其地，泉即涌出，僧尝之味同故乡；僧又言思故乡鱼，神复指水得鱼，鱼形骨纤细，色斑、目赤。僧遂不思故乡。”“新罗太子墓：在县东北七十里，墓甚高大，相传新罗太子慕禅，随其国僧入中国，居芭蕉寺，卒葬此。”“芭蕉寺：县北六十里，宋名圆寂禅院，在芭蕉山中，新罗僧所居，泉出比目鱼者也。”
芭蕉寺在清代重修后，立碑记事，上刻《中兴芭蕉寺碑记》：（石碑现保存于京山县博物馆），碑记这样写道：“原暹逻（笔误：应为“新罗”—作者注）僧奉唐太宗敕，住锡于兹。捣杖出泉涌暹逻（新罗）泉，劈鱼养母，成比目鱼。载在县志朗如也。”此碑文直接写明新罗太子是奉唐太宗之命，来京山芭蕉寺住锡佛事。光绪八年《京山县志》载：“新罗太子墓，在县东北七十里，相传新罗太子随国僧入中国，居县之芭蕉寺，卒葬此。”
京山旧县志，早被国内一流大学、国家图书馆、甚至被美国的图书馆收藏。关于新罗太子的这一记载引起了中韩两国学者的浓厚兴趣。1994年上海召开纪念我国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在交流中向与会韩国学者介绍京山芭蕉寺的这一史实，即刻引起韩国学者高度重视。会后，华中师大地理学教授刘盛佳来到京山，与县史志办、县博物馆同志一道研究史料，到芭蕉寺实地考证。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唐太宗时期，今天的朝鲜半岛同时存在着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呈三足鼎立之势。半岛三国、日本仰慕盛唐文化，常派遣唐使和皇室子弟到大唐读经学佛。有学者统计，唐代，仅新罗国就派遣唐使团161次，使团中有使节、皇家子弟、僧人、翻译、歌舞伎等。新罗国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国都金城（今韩国庆州），新罗国奉行亲唐政策。新罗女王金善德曾派太子到大唐读经学佛。京山在唐朝是朝中重地，设州置县，并派名宦重臣在此主事，唐代，京山大洪山中的寺宇闻名遐迩。研究推定，新罗女王太子入唐后，即奉唐太宗之命，在京山芭蕉寺学佛，新罗太子的思乡故事便由此衍生而来。太子圆寂后，便葬于此地，新罗太子墓即在宋河镇芭蕉寺村的祖师岭上。
京山芭蕉寺、新罗太子墓、新罗泉，见证了中韩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也引起中韩两国艺术家的浓厚兴趣。2005年，两国演艺界已决定合作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新罗情》，荆门市拟与韩国全罗道福安郡结为友好城市，京山也和韩国的一些道郡企业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相互往来。新罗太子若九泉有知，将获得心灵慰藉，不再感到孤独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