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淮安文化现象回顾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极，建立大明王朝。1403年，明成祖朱棣夺了侄子惠帝朱允炆的王位迁都北京，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使南方大米、绸缎、贡品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帝京，大规模整治和修通了京杭大运河，为控制这条经济大动脉，使之畅通无阻，明王朝在淮安设漕运总督署，建府署、榷关，并给予漕运总督以兵备、财政、司法审判以至行政管理等权力。明初为发展生产，又推行“移民政策”，当时淮安的人口遽增，商业繁荣，使淮安渐渐成为苏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淮安的这种“昔日辉煌”随着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康乾盛世”也达到了顶点。如果单从文化方面考察，在清顺治、康熙时即形成了邱象升、邱象随兄弟为代表的“邱氏世家”；在雍正、乾隆时也形成了以阮学浩及阮葵生、阮芝生父子为代表的“阮氏世家”。到清道咸年间， 淮安经历500年沧桑，500年的封建文化沉积，在文化界、学术界出现了名扬全国的潘德舆、鲁一同、丁晏、高延第四位文人、学者；到同光年间，又出现了著名学者徐嘉和段朝端。同时淮安城内形成了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丰厚经济实力、渊远文化素养的“丁、韦、何、许”“四大家族。 还有“潘、鲁、丁”“高、徐、段”和“四大家族”作一简单介绍。
高延第(1923—1886)字子上，号槐西居士。其父士魁，号紫峰，道光已丑(1829)进士，官四川丹棱知县，蓬州知州，亦是地方著名学者。高延第幼承家学，满腹经纶，然科举失意，屡试不爽，中年后“深闭不出，锐意著书，”是同治《重修山阳县志》主要撰稿人之一。光绪九年(1883)主纂了《淮安府志》，其著作还有《盱眙县志》、《涌翠山房集》、《老子证义》、 《论文要旨》、《山阳耆旧诗选》等。他一生仅是“监生”，然他的学识为仕官、学者所钦服，学使黄漱兰(名体芳)侍郎以他的学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钦赐翰林院待诏”的虚衔。
徐嘉(1834—1913)字宾华，出生于贫苦市民家庭，咸丰四年，(1854)以府试第一入学，迭经战乱而从未弃学，至同治九年(1870)江宁乡试中举，1903年方选任昆山教谕，几乎一辈子研究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完成了《顾诗笺注》20卷，这是一部研究顾炎武思想、史实资料翔实完备的著作，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是现今顾炎武研究者必读的基本书籍，其文学著作有《味静斋文集》。
段朝端(1843—1925)，字笏林，秀才，一生课读，从事淮安地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是《楚州丛书》的主要撰述人和资料提供者。1920年主持了《续纂山阳县志》编撰。其著作有《椿花阁诗集》、《椿花阁文集》、《楚台闻见录》、《淮人书目小传》、《淮著收藏记》、《跰躃余话》等。
丁晏(1794—1 875)，字柘唐，九世祖从济南来淮定居。道光元年(1821)举人，清代中后期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著作甚丰，为“当世之冠”。
丁寿昌，晏之长子，字颐伯，道光丁未(1847)进士；留户部任用，同治二年(1863)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后授知浙江严州知府，四年为救水灾殁于任上。
丁寿祺，晏次子，字仲山，咸丰已未(185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后外放为迤西道台，未赴任，回淮养亲。
丁寿征，晏四子，字子静，道光丙午(1 846)优贡，应试作《经说》，颇得学使俊藻和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器重，官八旗弟子教习，以知县候选，精经史、小学。
丁氏子嗣颇多，人丁旺盛，在淮安城内形成庞大家族群体，为“四大家族”之冠。
韦氏家族以韦坦、韦墉兄弟为代表。。
韦坦，字竹坪，号恬斋，道光丙申(1836)进士，官兵部主事晋职方司员外郎总司事。韦坦是一个办事干练、严肃又廉洁奉公的官吏，曾随大学士耆英“治狱绥远”，视察河工，赈灾济民，杜绝迎来送往，颇得道光皇帝的赏识。能诗文，《山阳艺文志》收有为李宗昉藏《题龚圣予(龚开)驯象图》诗。
韦墉，道光甲辰(1844)副榜举人，亦能诗文。
山阳何氏亦兴起于清道光年间，其代表人物为何锦及子侄其杰、其浚、其厚。
何锦，字濯波，先世为浙江余姚人，是清代淮安大数学家骆腾凤的女婿，虽无科举功名，但“性孝友，敏于任事，喜为乡里兴利”，曾协助丁晏修葺旧城废垣，修复龙光阁，主普济、育婴两堂，任劳任怨，在地方上有较好的口碑和较高的威望。
何其杰，锦子，同治甲子(1864)举人，官内阁中书，委署侍读，去官归里后，继承乃父之风，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每有义举，长官咸仰其计划，故城工、文渠、学宫、学额积谷等靡不赞助成事。”
何氏另有：何庆芬，同治甲子(1873)举人。
何其厚，锦侄，同治癸酉(1873)举人(顺天榜)。
何其浚，锦次子，同治癸酉拔贡，“以谨厚见称，乡里公益多规随兄并为当事。
排在“四大家族”末位的许氏家族曾出了两位进士，许氏故宅在城内多子巷，以前大门朝东，在上坂街，门楣有“进士第”三个大字的匾额。
许世埙，嘉庆已卯(1819)进士，生平事业，无考。
许焕，同治癸亥(1863)进士，曾做过一任安徽霍山知县，具体事迹不详。
许氏另有许汝衡，道光乙酉(1825)拔贡，能诗文，《山阳艺文志》收有其文《汉高祖杀淮阴侯说》，诗《九日偕焦文甫麓樵兄登咬金墩》，其中有“归去不须伤往事，满城秋色树苍苍”句，颇为直白感人。
到了清代同光年间，本来十分“兴旺”的淮安四大家族，很快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那就是“秦、杨、叶、范”四个家族。秦氏住城内小鱼市口东，原有宏大气派的大宅门；杨家在更楼东，以杨士骧、杨士骐等八个兄弟为代表；叶氏的住宅在兴文街，现已完全拆毁，建起了“楚州宾馆”；而范氏祖宅在丁光桥，后支系在西长街，原住宅也被毁，建成了“月湖小区”。
现在淮安的老人没有不知道城内头号大地主秦少文，解放前秦家在南乡计有万余亩良田，秦家宅院雕梁画栋，房屋百间，大门和“明三暗五”的堂屋砖雕十分精美，秦少文妻妾成群，儿子就有十几个，过着十分靡烂奢侈的生活。
秦少文，名保愚，字少文。父秦焕(1817—1891)，字文伯，秦姓原是世代穷苦的儒生之家。秦焕通过苦读于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留户部任用。秦焕精于制艺文字(八股文)，在京城同僚中颇有名声，有“文虎”之称。因为在京被抽调参办同治皇帝“大婚典礼”所表现出来的“干练”，“京察”“一等加一级”，以三品衔外放广西桂林知府，调任梧州知府，广西按察使。“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秦焕晚年“归籍养疴”，用薪俸积蓄“购屋置地”，颐养天年。秦少文不是“读书种子”，但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经营、盘剥，几十年间，成为淮安城内首屈一指大地主、大富户。后来秦少文花钱捐了一个“侯选知府”，民国十年(1920)，《续纂山阳县志》辑成，还附庸风雅挂了个“参校”，在志书上留了个名子。秦少文在经济上是个暴发户，在政治上保守反动，辛亥革命淮安光复期间，作为“乡董”之一，在扑杀革命志士周实、阮式过程中扮演了不光采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秦氏“长房长孙”秦粤生，字寄尘，1882年出生于广西祖父任所，后以“优贡”身份在京城任“七品小京官”。秦粤生能诗文，著有《寄尘诗稿》、《寄尘文稿》，他的诗文能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现实，颇有价值。1939年日寇侵占淮城时，秦氏一家躲到城南十五里的“秦田村”，日军一百余人全副武装包围了整个村庄，“请”秦粤生出任日伪淮安知事。秦粤生拒绝“合作”，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
对于“杨姓”人家，淮安老人有两种说法，一指住大鱼市口东的大地主杨咏禹家，杨咏禹拥有八千石以上的租谷，杨咏禹在世时吃喝嫖赌抽，到抗日战争前，杨家已迅速败落；一说是住更楼东的杨士骧、杨士骐家，笔者倾向于后说。
杨士骧(1860—1909)，祖籍安徽泗州，其祖殿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来淮任漕运总督，咸丰三年(1852)卸任后在淮安定居。杨士骧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官至直隶总督(本书第二编有专文介绍)。因为杨氏未入淮籍，《淮山肄雅录》、《淮安府志·贡举》不录其名。杨士骧兄弟8人，均有科举功名，高的是进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在清光绪年间一跃为显赫的权贵、大地主。
杨士骧兄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清末民初随着袁世凯权倾朝野，杨氏兄弟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后来也随袁世凯的死亡而销声匿迹。现介绍一下杨士骐。
杨士骐(1862—1918)，1882年壬午科举人，捐道员分直隶任用，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1900年10月，随李鸿章入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参与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后入袁世凯僚幕，充洋务总文案。1903年，以四品京官任商部右参议，次年任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1906年后任商部参议、右丞、左丞，直至右侍郎兼驻沪帮办电政大臣。1909年，清政府敕令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杨士骐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清王朝复灭后，任北京政府政事堂左丞，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不遗余力。1915年1月，代表袁世凯向当时民国政府“立法院”发表“关于变更国体之宣言”。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民众一片“讨袁”声中死去，杨士骐蛰居上海，1918年9月被小妾毒死，也成了封建帝制的殉葬品。
淮安的叶氏、范氏也是拥有数千石租的大地主。叶氏到民国年间家庭败落，从这个破落家庭走出去，投身革命的叶林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范氏”兴起始于生活在道成年间的著名文人范以煦。范以煦(1817—1860)，幼年从外舅祖丁晏学，道光癸卯(1843)优贡，博闻强识，熟谙地方掌故，精于史料考据，一生坎坷，43岁方中顺天副榜举人，第二年即弃世。著有《淮壖小记》、《淮流一勺》和《楚州石柱题名考》。由于资料阙如，范氏后人情况鲜见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