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入地，绝密情报殊途同归急送党中央

“原本，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人工报送。”刘岳告诉记者，戴继清是甘陵情报组抄写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级离休干部，刘岳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据戴继清回忆，当时为了保险，甘陵让他把情报抄写了三遍，并缝在一件内衣里。

1948年10月23日中午，甘陵带着这件特殊的内衣，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逐字背下了情报要点。亲历者刘之骥两个月前以92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接下来的故事，只能按他生前回忆来讲述：与甘陵分手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时火车出发。

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和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当夜12时左右，刘之骥、靳国璋到达高碑店。没有了汽车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继续前进，他俩只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由于半宿的疾行，刘之骥双脚已经打起了血泡。

10月24日凌晨，就在刘时平急奔西直门了解爆破队动向的时候，刘之骥他们已经离开了小店，沿拒马河、穿青纱帐，中午时分，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琪——这时候，继续赶路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写有完整情报的内衣，其后也被送至华北局满城情报站。

“根据记载，刘时平方面的情报则是通过秘密电台传递的，有关地下党组织冒险破例开机，于1948年10月24日上午10时许，将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以无形的电波形式通过华北局城工部和华北军区，一直传向中央军委。”刘岳告诉记者，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等原因，这条情报的具体传递链，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说法。但正是由于绝密情报由不同渠道源源不断传向西柏坡，24日这天上午，一条由周恩来副主席起草的战斗指令很快发向四面八方，冀中、北岳两区的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奋战抗敌。

紧急动员起来的并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极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的一部电台，而这也正是确保“石门无战事”背后的第四条情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