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又称祠堂，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同族的人，共同祭祀祖先的地方。
农村祠堂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作为祭祀祖先、族内议事的重要场所和家族的象征，宗族文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祠堂曾经是一个乡村的中心，它维系着一个村庄、一个姓氏的光荣和秩序，它确立的是这个姓氏价值目标和纲常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礼教一直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这种传统同祠堂所宣扬的这种价值目标肯定是分不开的。
某地发现的一块宗祠碑上说：“何言乎祠？上启祖宗之事，下添子孙之序。合百世而条分缕析，总归一体。”所谓“宗祠以联疏远也”，一语道破氏族建祠的本意，是以宗祠之建设，就成了各姓之间的大事。无论族之大小，居之集成或分散，都纷起修祠。所以今天在各地仍可寻到古祠堂的踪迹。
明清以来，各省流移在安康各县，插草为标，落户生根，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大都支脉繁衍，成了地方上的大族。在民间稍大的氏族无不重视宗祠建设。
平利县的长安坝，为全县六大坝子之冠，号称“米粮川”，被誉为该县的精华之地。长安，坝子宽阔，土地肥沃，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故长安坝人口众多，住户密集。湖广、江浙、太湖流域一带流民陆续相继迁入平利。清代平利县城建有湖南、江西、黄州、陕西、武昌等五大会馆，即是佐证。
长安坝村民住地之名，多以姓氏冠名，称为“院子”或“湾”，如樊家院子、李家湾。
长安坝的樊、李、朱、刘、吴、殷、凌、廖、洪等姓氏，因人口多，故称其为大户族。在这些大户族中，仅樊、李、刘、廖、洪五家建有祠堂。
长安坝的祠堂，其布局结构基本采用传统的宫殿营造方式。由四个倾斜的屋面，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组成。屋角和屋檐向上翘起。突出典雅庄重的建筑风格。祠堂建筑，多是坐南向北，一般由正殿和偏厦组成。正殿是四合院式建筑，中间为天井。一进祠堂大门，对面通是三间。正面贴墙砌有约两米高、宽约20厘米的高低不同的台阶，用以按辈分依次摆放祖先的排位。牌位上方用石灰粉刷的墙上绘有龙的图案。张牙舞爪，腾飞欲飞，栩栩如生，气势雄伟，庄严肃穆。正殿东西方各有一道拱门。天井左右是厢房，各间敞开窗棂，能够向外眺望，扩大视野。
祠堂的主体全是砖木结构，朴实而华丽。建筑用的砖、木、石材都是经过挑选的。祠堂外围的墙高大挺直，墙体均用瓦灰色的大青砖砌成。青砖是特制的，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后余额10厘米，状若农村砌灶用的大土坯。祠堂所用石条、石枋、石墩都是石工精礅细堑造而成的。有的堪称精美的工艺品。还有门楼、门罩、柱础、隔扇、窗棂雕刻花卉人物、飞禽走兽等装饰图案，在梁架、廊柱上绘制各种图形。
据笔者所知，长安坝的祠堂，临到1949年解放时，房舍大多保存完好。上坝的李公祠和刘公祠健在现在的枣园村原七组和五组。两祠堂相距不过200米。刘公祠建在汉白路（现308省道）边，李公祠建在距汉白路百余米的山坡边。
李公祠在解放后，曾被作为乡公所和农会的办公房，正殿祖先牌位下的空间，有时被民兵在夜间用来关押恶霸地主坏分子。后来乡政府在中坝廖公祠办公，李公祠一部分房舍改作铁铺，是当地铁匠打制农具的场所，还用来办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后来，处理给村民作住房，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李公祠才被完全拆除，村民在原址上新建住房。
刘公祠在解放后，一直被用作校舍。开始为长安初小，只有一到四年级，后为完全小学。随着人口的增长，学校规模扩大。到了1976年，还附设有初中班，师生300多人。原有祠堂的房舍容纳不下，就在祠堂东边建了一栋土木结构的校舍。因刘公祠年代久远，椽梁朽烂。虽多次维修，但终成危房，难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拆旧建新，迫在眉睫，势在必行。1984年，全县“普九”达标，村民集资办学。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拆除所有祠堂房舍，在原址上建起了24间砖木结构校舍。校颜焕然一新，刘公祠却荡然无存。
长安中坝的廖公祠，临近古镇石牛河口，地址适中。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乡政府的办公房。虽经多次改建，但只是改头换面，外观变了样，并未彻底脱胎换骨拆旧建新。祠堂的后一部分青砖房直到进入新世纪后，才彻底拆除，建起了靓丽美观的办公楼。
上坝张店村的樊家祠堂，房舍因年久失修，临到解放时，已是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当年的民谣曾形容“樊家祠堂像猪圈”。几间较完整的房子作为村民所住，后被彻底拆除，但樊家祠堂的地名沿用至今。
洪家祠堂，位于高峰村新屋场，与古洪家大院连为一体，是长安坝唯一保存至今且较为完整的宗祠。现列入省级重点镇建设项目中。不久，游人在洪家大院的景观中见其宗祠概貌。
长安坝的祠堂，既有南方建筑的轻盈精秀，又有北方建筑的厚实质朴，而形成具有浓郁陕南地方色彩的建筑形式。只可惜，在历史长河的风雨中，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多以荡然，实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