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沙洋“五七干校”的一些回忆

历史

对沙洋“五七干校”的一些回忆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
“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著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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