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村庄的称名则反映了本地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自唐代我国工商业有很大发展，到了明代已有“七十二行”之说。明清时期孝感手工业十分发达。孝感民谚云：“金银铜铁锡，木瓦窑石漆，弹篾染画雕、还有酒箍皮”，如福利村的窑湾。有不少的村庄因从事某一行业，或出现了某一行业的匠人而闻名，故以某一工匠行业为称名。如福利村的猪行湾因开猪行而得名，福华村的沈儿榨湾因榨坊多而得名。 有的称名则反映了孝感淳朴的民风。如群幸村的焦岗，其实该湾人姓孟，没有姓焦的，因为宋朝焦瓒和孟良结为兄弟，所以，焦孟一家。如叶河村的牌坊李原叫大李村，因为人们为三个寡妇立了牌坊，所以改名“牌坊李”。有的以地理位置命名的，如东河湾、河边黄、柳山。有的以姓氏组成命名，如河边村的肖屋黄、群幸村的刘王湾，群光村的田杨湾（因杨姓人全饿死了，现在只有姓田的，但人们依然这样称呼）。
这些村名传承着历史的记忆，是白沙的“活化石”，值得人们去追寻先人的足迹。
解放前白沙铺的花、布行与染坊杂记
白沙铺地处孝感城三十余里的澴河西岸，1924年前，商业十分活跃，河上经常行驶的载重货船百余只，来往停靠在南渡口，殷院塘和东门楼等三个码头。白沙铺距京广线上的陆山、花园和肖港等火车站较近，便于把白沙的货物转运到孝感、汉口以及其他各地。水陆两便的交通，曾为白沙铺的商业带来了一度兴旺的景象。
白沙铺东西南北四条街，每逢集日，棉花、土布交易热闹非凡。白沙铺购销棉花、土布的行庄不少，自购自销的大花庄十二个，代购代销有花行八个，最大的棉花行庄要数：张元兴、胡兴顺、彭恒大、两益等；东街的陈元龙、陈元大、杨隆聚，南街的和顺德，北街的陈万顺，这几家有的兼设布庄、布行，为“三元客”（山西、陕西的买主）和“红庄客”（湖南的买主）收购大批土布，为武汉、上海的纱厂收购大量的棉花（主要是皮花）。如“三元客”恒通，通过花园的彭协盛与白沙的杨隆聚挂钩设庄收购9﹒2寸宽，4﹒8丈长，重1﹒5斤的府布；汉阳黄顺记通过白沙的胡兴顺设庄为湖南客收购宽1﹒5尺，长2﹒4丈，重1斤的“红庄布”。这些庄客带着银两，同汉口“立丰”、“守康”等几个大钱庄共摺子（存款摺）写银票流通白沙。以杨隆聚布庄为例：每逢集日，布庄分工有条有理，管事的坐镇指挥，进庄的看质论价，帐上的飞珠挥毫；发庄的，清点钱票；照场的前后走动防火防盗；“挑号”的依质分类，挑挑比比；“送号”的把分类出来的布匹送到各个等级房屋；打卷的在等级房内将32匹布捆做一卷，要求卷卷一样重。当时，白沙铺商统计过花、纱布日营业额高达三千余银元。但一些行庄在贸易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扣秤压两，进花按18﹒8两为一斤计算，到武汉售花按18﹒3两为一斤，在家汇总成本按按18﹒4两为一斤计算，平均每斤压秤四钱左右。二是用加码秤冒充全平秤：当时秤的种类很多，度量衡极为混乱，有全国统一的全平秤，16两为一斤，曹平秤比全平秤100斤大一斤，曹发秤比全平秤100斤大2﹒5斤，折平秤比全平秤100斤大5斤，库秤比全平秤100斤大8斤，全平秤最小。花商经常用加码秤冒充全平秤，诈骗农户。三是退行佣（手续费）：在发庄时按4﹒5%扣下，再抽“小号”（专用看花评级的补助费）又从中再扣除0﹒5%。四是在各种钱币兑换中，七折八折从中获利。
由于白沙周围盛产棉花，也带来了农村纺纱织布的发展。一般农户都备有弹花弓槌、纺线车、织布机，一到冬春，纺纱织布的繁忙景象随处可见。白沙铺附近曾流传过这样两首民谣：“王田观（村名）九条巷，鸣鸣叽！不断亮。”又云：“清明前后，白布面路。”
白沙的农户把纺纱织布当做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曾有“机三口”之说。每一织户，有弹纺的、织布的、买卖花、纱、布的，各司其事。南街的和顺德，东街的杨隆聚就是白沙铺最大的官纱销售站。他们一买纱，就是几十箱或几号船。其商标有：“立马牌”，“狮球牌”、“月光牌”等，均为武汉纱厂的商标。买卖棉纱分做两季，春庄一过，就开热庄。白沙铺从武汉购回官纱卖给农民织布，用正搓纱（细）做经，反搓纱（粗）做纬，很受本地农户的欢迎。白沙铺是有名的土布、棉花的集散市场，那时，外商的西洋花布（法国竹、俄国彪等）东洋花布（日本产白布），相继源源来到白沙铺争夺市场。西洋布质密而厚，价贵；东洋布质稀且薄，但价格贱，人们喜欢本机布，（本国机织白布）既厚又白，耐穿。其布有10斤头的，有六斤头的，有五斤头的，一般长10丈，宽2﹒6尺。
白沙土布生意的繁荣，带来了印染业的发展。其靛染料来自云梦陈家沟一带，白沙铺以陈姓为主，操作靛染业最早，在南街家家开靛行，故称“靛行街”。当时最大的靛行有：寿春朝；最大的染坊有肖荣记、张天咏、程永兴等。几百口染缸，常年作业不断线。印染有一套过硬的土技术：靛叶收割后，用西山（德安府的）石灰水浸七天，折缸后用“搭笆”翻缸，沉淀后逼（滤）水，再用火灰吸干即成靛。搅缸后再看颜色；黄色无病，绿色有病，有病加适量的酒和“姜黄”药。染青、兰布，将布放入盛有胶水的（木青胶、或牛胶）的靛水缸内揉后，从缸内取出，再用锅蒸。这样，所染的布不褪色不走胶。多染则青，少染则蓝。土花布有：扎花染布、印花布等。如果用蓝、青线子织花布，可以织成各色、各样的花布；如芦席片、蚂蚁上树等。此外，还自制不花钱的漂白布。由于方法简便易行，花钱少，以后发展到家家农户自种靛叶，自设染缸染布。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孝感后，对白沙铺一带，实行经济封锁，严禁食盐、食糖、煤油、花布等输入白沙。1940年，日机十余架次对肖港狂轰滥炸，1942年又出动坦克、骑兵，向白沙、沙子岗进行“扫荡”，把一座轰动一时的“小汉口”践踏得破烂不堪了。以致工商业衰败，土布和棉花行庄相继关门停业。
“进士匾”的疑惑
远自秦汉开始，匾额就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宫阙王府、园林名胜、名人宅第、民居店铺等诸多的建筑物上，都悬挂或镌刻着标示名号、涵盖功能的匾额。在众多用途的匾额中，有一类是褒扬彰显功名的科举匾。从隋炀帝设立科考制度开始，在此后一千四百多年的岁月中，历朝历代无数的文人士子都必须经过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考试，最终才能踏上仕途之路。科举制度成为历代帝王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从这种褒扬功名的科举匾上，我们不难看出，古代文人对功名的渴望，以及对科举考试的重视。
白沙铺的进士匾长2米多，宽1米多，匾的正中题有两个阳文大字：“进士”。70多岁的老人陈华文告诉笔者，这个匾挂在他的大伯陈恩堂的家里，离悬挂的地方3米远的地方还建有一个大照壁。照壁，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部分，是建筑在大门内的屏蔽物。古人称之为“萧墙”。因而有萧墙之说。明朝时特别流行。从前，人们认为自己宅中不断有鬼来访，修上一堵墙，以阻断鬼的来路。另一说法是，照壁是中国受风水意识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称“影壁”或“屏风墙”。风水讲究导气，气不能直冲厅堂或卧室，否则不吉。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面置一堵墙。为了保持“气畅”，这堵墙不能封闭，故形成照壁这种建筑形式。照壁具有挡风，遮蔽视线的作用，墙面若有装饰则造成对景效果。照壁为我国经典建筑形式四合院必有的一种处理手段。
据他说，这个匾是他的先人陈灼增中进士得到的嘉奖。但笔者考之《孝感清代进士名录》中，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却发现了高燮曾的名字，而高燮曾家与陈家又是姻亲。陈恩堂小时失怙，没有父亲，就到舅舅家里读书，那里正是高燮曾的湾。笔者推测，这个匾可能是从高家湾传过来的。后来，陈恩堂去世时，由于家穷，只好用这个匾做了棺材。至于这个匾究竟是奖励谁的，还有待于后人的进一步考证。1939年5月，许金彪同志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经过西征、北战，其声势已威震鄂中。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的迅速成长和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肩负开辟鄂豫抗日根据地重任的李先念同志在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在武汉外围的挺进途中，与许金彪同志会合于孝感北部的青山口。随后，两支部队转移南新街。在这里，李先念同志听取了许金彪同志关于本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汇报后，向该大队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路西根据地和整编部队的任务。接着，两支队伍越过平汉线到达路西的厉家店。李先念同志为了巩固中和乡根据地和开辟路西根据地，在仔细分析了本地区的形势之后，果断决定利用附近地方游杂部队曹省三部与伪化了的地方武装胡翼武的矛盾，组织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
“胡”即胡翼武，这是鄂中一支势力较大的土顽部队。自武汉沦陷后，西逃的国民党溃兵沿途丢了不少枪支，胡翼武和一些地主分子组织流氓地痞收拣了一些武器，拉起了一支队伍，该部后为蒋少瑷收编，成为其下属的一支队伍。开始，胡翼武还打着抗日救国的招牌，由于反动阶级的本性所定，不久他就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他在日寇面前怯弱如鼠，一触即溃，后来竟和日寇公开勾结，大干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他公然叫嚣“要挖掉*****的老根子”,“攘外先安内”“三分对外，七分对内”。于是到处捕杀*****员和革命群众镇压革命运动，积极参与蒋少瑷组织的对许金彪同志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围剿。他横征暴敛，抓丁派款，鱼肉乡民，当地群众无不痛恨。是一支伪化了的地方土匪武装。当时，胡部计有人枪二千余，编为三团，其势力范围以平汉线西侧的白沙铺为中心，东至铁路线，西至安陆、云梦县境，南到湖汊，北到襄花路，以实力雄厚和控制区域之大雄居本地区各支土顽部队之首，是挡住我新四军西进开辟路西根据地的一块绊脚石。
“曹”，系曹省三。出身富农家庭，读过几年书，他的队伍也是在国民党溃兵西逃的混乱局面中拉起来的，许金彪同志一直和他保持着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统战关系，并和他一起在平汉线东侧的周兴店共同抗击过伪军金龙部警卫师的进攻，击毙了伪师长曾大钧。但是，曹省三的阶级本性未改，他购置了一百多担田产，娶了三个小老婆，一天到晚为肥饱私囊而奔波。许金彪严厉批评曹腐化堕落，曹反讥许是傻瓜。加之伪顽在蒋少瑷的进剿令下，疯狂进攻中和乡，曹省三慑于蒋少瑷之威吓，许曹两部统战关系趋于破裂的边缘。只是曹省三考虑自己势力单薄易为胡部吞并，一时还不敢公开分裂。当时，曹部驻防平汉线东侧的周兴店，距胡翼武盘踞的白沙铺较近，计有三百余人枪。在当时较为复杂的各派系地方武装中，曹部仍是一支尚可团结争取的力量。我军为了集中力量打击顽固派胡翼武，极力争取曹省三参加此次战斗。同时我军也充分估计到，曹省三在此战斗中极有可能是按兵不动，意存观望，但是只要曹部名义上参与此战，对胡翼武也可起到牵制作用而有利于此战的成功，本着这种精神我军对曹省三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争取到了曹省三参入“打胡”之战。
“联曹打胡”战斗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此战的胜利，不仅使我军在中和乡的立足点得到了巩固，而且在整个安(陆)应（山)孝(感)三角地区也初步站稳了脚根。同时，也震慑了敌伪顽，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提高了新四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增强了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