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开发
大兴安岭地区的第三次开发始于1964年。1964年，大兴安岭地区进入了正式开发建设阶段。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解决木材问题，国家林业部、铁道兵于1964年1月27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决定以会战的方式“开展大兴安岭林区”，并确定：“这个林区主要在黑龙江省的重大决策。黑龙江省黑河专区呼玛县全部和嫩江县行政区一部分，划归为会战区。并初步规划在会战区内建设大杨树、松岭、呼中、新林、塔河、阿木尔、古莲、十八站等林业公司。对大兴安岭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开发拉开序幕。

国家决定建立林区会战指挥部及其党委，由铁道兵副司令郭维城（后改何辉燕）为指挥，林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罗玉川为政治委员。规定特区人民委员会由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和所在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地方行政工作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在特区内部，地方政府和林业企业自上而下实行政企合一。
大兴安岭地区每年冰冻期长达八个月。多少世纪以来，“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禁区”。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吓倒大兴安岭第三次开发建设的先驱们。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伟大决策，唤醒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一个人烟稀少、沉睡千载的原始大林莽发展成了国家重要的林业生产基地和沿边开放地区。
铁道兵8万官兵，2万多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从内地来到边疆，从繁华城市来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住帐篷房，睡小杆床，吃红高粱，喝“三省汤”。“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五六月里吃干菜”便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所有的艰难困苦并没有阻止住大兴安岭地区开发建设的步伐，广大的开发建设者们表现出了“十万雄狮如破竹，地动山摇驱鬼神。打响开发大会战，誓将资源变成金。”的浩荡气势。广大的开放建设者们以“铁锤砸开千重岭，壮志融化万年冰”的革命豪情；以“热汗融化千年雪，钢钎凿透万重地”的豪迈气概。最终打开了大兴安岭地区“高寒禁区”的大门。
旷日持久的开发建设大会战使昔日荒无人烟的林海雪原，充满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浩浩荡荡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队伍，从天安门前、黄浦江畔、西子湖边、东海之滨……汇集到浩瀚的千里兴安林海。扎根边疆。在野兽出没的草甸子上架起帐篷，燃起篝火；在密林深处开辟道路，登悬崖峭壁，涉泥塘急流，测量定标；在朔风怒吼、冰封雪飘、零下五十度的严寒里劈山开岭，凿冰架桥……处处是先锋，事事见闯将。
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用人之际，先后有数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大兴安岭，投身于开发建设会战大军的行列中。他们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温州等大城市一批批奔赴北疆的林场、筑路队、乡镇，为大兴安岭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在兴安，奉献在林海，发挥了聪明才智，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被周总理誉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的女子架桥队和名扬海内外的女子采伐队，是世界架桥史和世界林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两支队伍，也可以说是打破两个世界记录的传奇和神话。他们征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苦，把汗水、泪水、智慧、才华融进了林区开发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涌现出了“硬骨头战士”张春玉、“兴安劲松”王昭英等英雄人物。知识青年不仅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献了知识献青春，而且给大兴安岭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促进和冲击。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返归故乡，然而，他们为大兴安岭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们创立的精神是永恒的。
1965年1月， 林业部在大兴安岭会战区设立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与大兴安岭特区政府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
为解决大兴安岭特区管辖区域地跨两省区的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国家财政部、林业部、内蒙古自治区、呼盟、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特区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就特区的行政区域界线问题进行了协商座谈，国务院于1966年4月20日以（66）国字115号文件批准了特区的行政区域界线，总面积5.7万平方公里。
1967年11月26日，大兴安岭特区人民委员会改为大兴安岭特区“革命委员会”。
1970年4月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下发了《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将大兴安岭特区改为地区，地区驻加格达奇。将原属黑河地区的呼玛县和原属呼伦贝尔盟的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划归大兴安岭地区。这时，大兴安岭地区辖两旗（鄂旗、莫旗）一县（呼玛）、5区（加格达奇、松岭、新林、呼中、塔河）。全区总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
1973年，大兴安岭林区实施第二期工程开发建设，组建了阿木尔区、古莲区、大杨树区和十八站林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