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出自《礼记》。醴，甜酒；醴泉，甘美的泉水。天下醴泉万万千，而以醴泉名县者只有位于咸阳的这一个。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改革行政区划，因隋宁夷县城甘北镇有一眼古泉，味甘如醴，名叫龙泉，遂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宁夷县为醴泉县，以示太平瑞应。 后因风雨沧桑，时代变迁，到宋时醴泉县城由甘北镇移至今骏马乡旧县村。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醴泉县主簿李革、县尉张匀和知县傅寤在唐太宗庙内立《昭陵图碑》。绍圣四年，主簿李革随新任知县杨仁宝等到甘北镇龙泉亭游览，并立下《龙泉亭诗碑》。诗碑上刻醴泉县尉的诗，个别诗句自带注解。诗词内容发登高怀古之幽情，明确反映醴泉的出处，并赞美甘北镇龙泉惠泽乡里的美德。 明中叶后，龙泉及龙泉亭已荡然无存。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醴泉县始修县志，距立龙泉亭诗碑已过了438年了，学者专家不知甘北镇曾有一眼醴泉。因此，明、清以及民国七部《醴泉县志》，对“地出醴泉”之地点，众说纷纭。 春来花有讯，群芳舞东风。1978年城关镇皇甫村何志发在村南新宅基地钻井时，发现并出土了《龙泉亭诗碑》。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诗碑出土的重大意义。1986年4月《礼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上发表了县志办白昭《醴泉县名的由来》，文中根据《龙泉亭诗》“百里民风遗故邑”后的原注：“甘北镇，唐醴泉旧址”，结合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醴泉县志》记载“隋开皇十八年改宁夷为醴泉县。以地有醴泉故名”；又据“隋县即唐治”，说明隋开皇十八年设置的醴泉县城就是后来的唐醴泉城，该城在今县东北十里的泔北镇。根据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醴泉县志·地理志》“宋初尚仍唐治”，“唐故城在县城东北十里泔北镇”；且《醴泉县志》建陵图上也标着“醴泉（今废）”，地址在浪水和泔水汇流处即隋唐醴泉县城西边，这说明醴泉县就是因为境内有一个其味如醴的泉而得名的。“龙泉依旧开琼甃（zhòu），不减行人一勺恩”（诗碑句），白昭高兴地写道：“醴泉水，不但水味甘美，而且还能治病”。可惜的是，匆忙中他没有发现诗作的时间，说“这块残碑，没有刻石时间，诗字剥蚀不全”。但他根据“碑上刻的县尉、知事、主簿，都是宋时县级官员的称谓，也符合（醴泉县在宋时）‘次畿’的编制”，发出大胆一问“是否可以说这是北宋时的诗篇、诗碑”？ 待到十多年后，笔者根据《昭陵图碑》和《龙泉亭石碑》立石参与者都有“醴泉主簿李革”，从而论证了诗碑确是一通北宋金石；又发现龙泉亭诗第一首《登甘北泉亭望远怀古》后有“丁丑孟夏晦日题”，断定诗碑建立于公元1097年，至今已有九百余载。北宋“醴泉知县杨仁宝”诗曰：“自昔于兹出醴泉”，明确而响亮地喊出在唐醴泉城址甘北镇，曾有一眼“济人恩”的醴泉，它就在今天的城关镇皇甫村，此泉即是隋文帝命名的醴泉！ 1996年笔者写出论文《龙泉亭诗碑与醴泉县名的由来》，发表于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办的《泾渭稽古》第四期上，揭开我县一千四百年来名县之泉在何处之谜。笔者立即建议政府，将《龙泉亭诗碑》作为文物迅速收回，收藏于昭陵博物馆。《龙泉亭诗碑》如日之出，照亮家乡。在编辑《礼泉县志》时，我积极参与。曾拜访一位精通礼泉文史的老同志，他的说法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他说：“你的论文是一个孤证”，并希望我最好能考证出哪一位皇帝到皇甫村龙泉去过。2000年1月7日，礼泉县档案局赠我《礼泉县志》一编，我在县志封面直书四字：“纳地容天”。 今年元月间，忽见《醴泉文物志》（即《礼泉文物志》修改重印本）“对原版中不妥之处作了适当修正”后，于2012年12月28日重印发行。其第一卷第二章为“县名考释”，全章约4600多字，可谓宏篇大论。说礼泉县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基本的论点”或“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就是县名因宫名和泉名，宫名因泉名，且名县都离不开宫”。以礼泉县名的“基本论点”，“把众家之说一一列出，并加以分析判断，筛选可信者”。 在《资治通鉴·陈记·四》中有：“光大二年（568年）五月庚戌，周主享太庙，庚申入醴泉宫”。其下有宋元之际历史学家胡三省看到“醴泉宫”三字，想到“甘泉”即“醴泉”写了一段注文：“‘醴泉宫’，汉甘泉宫之旧地，在汉冯翊池阳县西，后魏在此置宁夷县，隋改曰醴泉县”。汉甘泉宫在淳化县北甘泉山上。可惜胡三省没有考虑到后魏并未在汉甘泉宫之旧地置宁夷县，因此这是一笔误判。 其判断醴泉宫建于甘泉宫旧址的理由有三：一、胡三省以甘泉宫名县的判断。接着他要推断出在西魏时，宁夷县（今礼泉县）和云阳县（今淳化县）曾为一县，在理由二中说道：“曹魏时池阳县地域包括今之泾阳、三原、礼泉、淳化四县，西魏时又并入好畴县（今乾县）总共有五县之地。汉甘泉宫地就是甘泉山，当然也属池阳县。自西汉后延续到北魏时，才改名为宁夷县，而北周建‘醴泉宫’于甘泉宫旧地，自然也就是今淳化县稍北之甘泉山”（19页）。这段话不完全正确，史实证明并非一直包括。乾县，“西晋复置好畤县”；泾阳，“苻秦皇始二年（公元352年），析池阳置泾阳”。从设宁夷县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历时163年间，池阳县域由礼泉、淳化、三原三县组合。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置三原县，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复设云阳县；到隋开皇十八年时，只余宁夷县改名醴泉县。其理由三，移花接木地将周武相继三次驾幸礼泉县龙泉亭“宫”的历史事实，放在淳化县甘泉宫遗址虚构的醴泉宫上了。 醴泉县得天独厚，先秦史籍十三经中有《礼记》，更有《尔雅》记载。《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注，在其“十薮”中有：“周有焦获”，焦获是我县最早的地名。在其“释宫”中有：“宫谓之室，室谓之宫”，说宫是古代房屋的统称。广义而言，天下醴泉万万千，天下醴泉宫万万千。 “以泉名县”，只要在县内有一醴泉即可。《龙泉亭诗碑》明确指出：隋县城所在的甘北镇有一眼泉，名叫龙泉，味甘如醴，是眼醴泉，在北宋时还有一座龙泉亭。故隋时改县名醴泉县。 醴泉县的甘北龙泉亭（宫）、云阳县的甘泉宫，北宋编纂的《资治通鉴》当然称醴泉宫、云阳宫。周武帝五次去云阳，《资治通鉴》两次都记载为“如云阳宫”，其他记“如云阳”；三次去宁夷都记“如醴泉宫”。地理学家包括胡三省在内，对此概念都是清楚的。醴泉县必定有一眼甘美的泉水，且有房、有皇帝来过，为什么定要实名叫醴泉宫。 笔者曾对鲁迅杂文集《坟》：“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中“一匹鸵鸟”在昭陵找不见。后来在建陵石刻中发现，心忽然亮了：鲁迅先生写得真好。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属醴泉县命名之泉即甘北龙泉。北宋醴泉知事杨仁宝也说：自昔于兹出醴泉。明中叶以后，醴泉县志共有七部，编者都不知甘北龙泉，因此对名县之泉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