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技术对庆阳农耕文化的影响

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利用木棍、石英岩砾石打制的粗糙时器等原始工具进行原始农业种植生产。在庆阳镇原县太平乡南原村姜家湾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文化遗址，出土的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就是庆阳境内先民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
　　新时期时代石器制造得到发展，出现石滚石磨等粮食加工工具，同时出现陶器制造和纺织技术。《易经》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相传为最原始的人力耕种工具，亦为畜力犁具的先祖。新石器时期，先民多以鬲、罐汲水浇灌，史书有”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记载。宁县春荣乡徐家村董庄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骨镰化石，说明那时先民已用骨镰收获作物。庆阳合水牛头山遗址是“常家山下层”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典型遗址，出土石斧、陶刀、石刀和鬲、罐等汲水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具，证明当时庆阳地区定居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
　　夏、商、周时期，中国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农具开始用于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开始兴建。庆阳地区农业技术有了初步发展，出现铜器铸造技术，生产工具由石斧、鹿角、木耒等改进为金属并松土播种，后来逐渐发展为犁，宁县焦村、环县曲子等古墓出土铜斧、铜铸，证明当时铜质、石质生产工具并用。同时，织帛染色、制裘酿酒、修理农具、维修住宅、水利工程等技术也开始出现，提灌工具有了创新。“公刘作戽斗，伊尹作秸槔。史佚作辘轳“之说，表明周代居民已用戽斗提灌。庆阳地区流传的周老王斩龙脉的传说，即是对古代水事活动的反映。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炼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新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铁皮具和畜力的使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逐渐代替几千年来的旧式工具，宣告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结束。战国时期已经出现铁犁，铁犁铧的发明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新时期的开始，也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铁犁在17世纪传入荷兰以后，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战国时，已用形如榔头的“耰”击碎土块进行打耱，用铁锄松土除草，畜耕普遍使用，出现铁镰，其刃部用铁制，上装木柄，同时有麦镰、草镰，用桔榨灌溉；发明了石转磨；加上深耕细作、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农业技术的革新，运输车具的广泛使用，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庆阳地区此时也出现了铁器铸造和焊接技术，其后，铸造、锻造和焊接3大技术沿用后世。
　　秦、汉至南北朝，是中国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技术成熟时期。耕、耙、耱配套技术形成；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并运用。西汉出现炼钢技术，汉代的农具铁犁已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石的作用，并开始由牛牵引；发明并开始使用原始播种工具——“点葫芦”：农作物脱粒使用“连枷”。战国时发明的石转磨在汉代得到推广，使小麦可以加工成面粉，改善了小麦的食用方法，从而促进了小麦栽培的发展；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迁西北，创“三脚耧”——世界上最早的条播机，北地、安定开始试行条播：开始用辘轳提水灌溉；东汉末年灵帝时，命毕岚造“翻车”，已有轮轴槽板等基本装置，这是中国有正式记载的水车。庆阳当时铁器已被广泛用于军事和农业，已经进入了相当发达的犁耕农业经济阶段。1982年，在西峰区董志乡野林汉墓出土了铁斧、铁刀各一件，同时出土的一尊铜鼎，其鼎盖上及口沿上各有阴刻铭文一组。盖铭二竖行，作“彭阳重三斤四两容三升”；口沿铭文四竖行，作“彭阳重七斤容一斗三升”。此外，在西峰市三里沟圈及巴家嘴也出土了铁剪、铁斧、铁犁铧、铁剑等生产工具，合水县师家庄、环县王原、合道的汉代遗址出土的大小各异的“V”型铁犁大烨，说明当时已用犁破土划沟。
　　魏晋南北朝时期，犁趋向定性，发展为分别用于平地和山涧作业的直辕犁、长辕犁和蔚犁；出现木、铁制人字耙、方形耙和柳树枝编成的耢。耢与现代农村广泛使用的条耢相似，基本功能是平整、碎土、保墒。播种工具又从三脚耧又演变出“二脚耧”、“一脚耧”。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大变革，剩余劳动力更多的出现，使从事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成为可能，而大量的铁制工具则为大规模的、艰巨的施工提供了最重要的手段。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出现。庆阳的水利事业也发展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东汉永建四年，史书有诏复安定等三郡浚渠屯田一语，是为史载水利之始。
　　隋、唐、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棉花在中国逐渐推广，出现众多农书，土地利用方式增多。南北方农业同时获得大发展。庆阳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唐代庆州、宁州、原州使用的“曲辕犁”，由馋、壁、底、压馋、策额、箭、辕、梢、评、建、槃11部分组成，以端为准，可调整深宽，开沟壑达，土粒均匀；耙已普遍使用；使用“盘播”；出现推镰收割；水车使用更为普及；脱粒工具“石碌礴”也发明应用。宋代区内出现人力踏犁，沿用耧播、瓠种（点播器），出现把、平板、木锨、石滚等多种脱粒工具。唐宋时已出现酿制黄酒技术，表明生产技术的应用使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并有富余。金代出现大型铸造技术，现存的宁州普照寺贞元铜钟和庆城县慈云寺女真文铁钟，都体现了较高的金属冶炼和大型浇铸水平，表明当时生产工具的制造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建造了更多的水利工程。据载，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定平县令卢庸“指示民众整修旧堰，引泾水灌溉农田”。
　　明朝至清前中期，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化发展。美洲新大陆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影响。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庆阳采掘和冶炼技术提高，优质铁犁铧增加，区内普遍使用；桔槔、辘轳、水车被同时沿用；以耢代耙，生产效率提高。小麦和秋作物大量种植，先进耕作方法由外传入，粮食生产一度上升。光绪三十二年，仅宁州一地，就年产小麦4.53万石，糜子3.62万石，荞麦1500余石。食品、饮料加工技术发展很快，点心、挂面、饴糖、粉条、白酒等手工业产品进入商品经济领域，表明当时作物品种较多、产量较高。明代正宁县城罗川开小南门以御水患，筑修四郎河护坝以保城身，开小河沟壑引水灌田；光绪时，庆阳教子川有水渠长2里许，灌田约5亩。庆城西倪家园子有水渠2里许，灌田12亩。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川客民在蔡家庙寺沟川修水渠十余里，引种水稻40亩。光绪二十七（1901年），镇原县农民在城关路家坡、御史河湾开渠浇田御旱。这些水利工程有效地解决了庆阳春旱、夏初旱问题，并开拓了农作物种植品种，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合水太白葫芦河川台地已有水稻种植，后不断扩大。
　　民国时期，庆阳境内沿川台地上散布有数十处撑杆，提水灌溉菜园，遇旱则修葺废渠进行灌溉。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解放区广泛组织民众积极开展水利建设。1942年春，抗大七分校官兵在子午岭大凤川修渠引水，植稻120亩，喜获成功；合水太白、城关；庆阳城关、三十里铺；环县曲子等地，也积极修渠引水，浇灌农田。川原地运用畜力三腿耧、二腿耧播种，部分山区及小块地兼有人工撒种。
　　建国后，农户多沿用传统畜力 “木耧”和人工“盘播”：耙耱工具种类增加，有铁耙、菜耙、木丁耙和畜力柳条、枣条耱等。川、原和部分山区大都使用枣条耢，少数坡度较大山涧地亦用木棒串连代耱复土和碎土。随着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庆阳农业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至上世纪末，庆阳共建成大小水库37座；建成塘坝9座，川台地自流灌区82个，各类提灌站974处，灌溉面积发展到39.71万亩。自1953年以来全区共引进和育成的新品种有1000多个，主要农作物都不断更换品种，每次都使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全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化肥农药的使用为农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不断提高。目前全区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又以冬小麦为主，冬小麦占全区粮食作物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并盛产玉米、高粱、糜子、谷子、马铃薯、油料、烟叶、药材等。
　　生产技术革新和发展在促进庆阳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着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等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推动着庆阳农耕文明在发展、变异和传承中不断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