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一统的强盛的汉代，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西汉初年，陆贾在《新语·道基第一》中，说到“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时，提及“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功美垂于万代”，就透露出对于气节的肯定。始元六年（前81），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讨论财政方针，桓宽据记录整理的《盐铁论》，反映出时人对伯夷的不同态度。对垒的一方为掌权的御史、大夫，一方为清流的文学、贤良，其间的原则分歧，一般理解为前者主张集权，后者主张分权，有人甚至以为前者改革，后者保守。但以义利观来衡量，御史、大夫们多是功利主义者，这在伯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分明。如大夫曰：“伯夷以廉饥，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亏大体，匹夫匹妇之为谅也，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与谋，而权不能举当世，民斯为下也。”（《褒贤第十九》）褒苏秦、张仪而贬伯夷、尾生，比当年的苏秦走得更远。所谓“文学”，并非现代意义的文学家，而是“祖述仲尼”的儒者。他们在伯夷问题上，重新拾起了被孟子等人舍弃了的气节论。文学曰：“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故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诸侯之位，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而不能与之争名。”（《地广第十六》）“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是道出了伯夷精神的真谛的。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一般是不会喜欢伯夷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御史强调的是明理正法，曰：“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申韩第五十六》）文学则曰：“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者难，讼而听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大论第五十九》）都认为治乱的根本不在于民而在于君，就具有显然的片面性。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也多次提到伯夷。卷四篇即题名为《立节》，可见对于气节的重视。开篇即曰：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丧不绝声，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安能行此！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而志逾彰，不轻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诗曰：“彼其之子，硕大且笃。”非良笃修激之君子，其谁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杀身以作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圣之操也。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 刘向借用子路的话，阐述了能勤苦、恬贫穷、轻死亡与行义的关系，并以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作为“轻死亡”的典范，清楚地道出了义与利、名与节对于士的重要性。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名节便由一般性的议论变成了紧迫的实践。《后汉书》卷二十七叙“少修高节，显名三辅”的宣秉（？－30），“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又有谯玄（？－35），王莽居摄时，变易姓名，闲窜归家，因以隐遁。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若不肯起，便赐以毒药。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曰：“君高节已著，朝廷垂意，诚不宜复辞，自招凶祸。”玄仰天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饿。彼独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杜林（？－47），博洽多闻，时称通儒。隗嚣据陇西，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东观记》曰：“林寄嚣地，终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后汉书·隗嚣列传》论曰：“隗嚣援旗糺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埶，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群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隗嚣对杜林的赏识与赞颂，是对伯夷精神的最好解读。又有傅燮（？－187），出为汉阳太守，金城贼王国、韩遂等进围汉阳，城中兵少彻尽，燮犹固守。其子干年十三，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谏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徐至乡里，率厉义徒，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燮慨然而叹，呼干小字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盖‘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称其贤。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干哽咽不能复言，左右皆泣下。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成败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业，下成伊吕之勋。天下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师乎？”燮案剑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阵战殁（《后汉书》卷八十八）。又，范滂（137－169）被收，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都是伯夷气节的实践者。魏晋袭东汉馀绪，人们既感叹伯夷式的节操之不易见，却又有意无意地贬抑伯夷的廉。《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谢承《后汉书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就是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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