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随着包头商业的发展，文化和艺术也逐渐繁荣起来。包头的戏剧和剧场尤为活跃。
民国初，包头已有了第一个剧场——开明大戏院，原址在东河区新兴大街东口。开明大戏院系上台、土围子、长板凳。看戏的观众也主要以商人为主，他们中陕西、山西、北京、天津一带的行商占了大多数。这些观众来自不同地区，各有自己爱好的剧种。当时包头没有固定的剧团，多数是由剧场经理组班;或者到外地聘请名角搭班，来包演出一个时期。在开明大戏院演出的戏班，主要是河北梆子，比较出名的有金素梅、金素红、金素珍三姐妹。演出的剧目不外乎河北梆子传统老戏《打金枝》、《骂殿》、《斩子》、《牧羊圈》、《同恶报》、《戏凤》、《杀狗》等等。

后期在开明大戏院演出的还有上路梆子，就是山西北路梆子，演员有艺名十一红的金龙、刀马、小旦范金玉、花旦小翠仙、黑头吴德泰等。

民国十几年，又在开明大戏院西边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就是东河区新兴大街中段，建起了包头的第二个剧场——魁华舞台。几年后，由于开明大戏院和魁华舞台都建筑简陋，不能继续维持演出，于是两个地方都停止了营业，代之而起的是另外两个演场——西北剧影社和三庆茶园。一九三五年由白映庚，白映枢和樊君山等合资，拆掉魁华舞台，翻修成木板楼座，带包厢的西北剧影社。三庆茶园，原址在解放路路南，是由三个晋剧演员——艺名九岁红的康佩元、青衣刘明山、艺名小狮子黑的张庆云筹集资合营的。三庆茶园以演戏为主，兼设茶座，所以叫“茶园”。三庆茶园也不断聘请其他戏班演出。

与“三庆茶园”相比较，规模更大、更正规的剧场，还是“西北剧影社”。一九三五年，西北剧影社落成之后，京剧、晋剧、评剧等剧种的不少著名艺人在此演出过。落成典礼，首台演出的是以盖(ge)连仲为首的京剧班。前后曾在西北剧影社演出达二年之久。

继盖连仲之后，原来唱河北梆子，后来改唱晋剧，并且独创一派，京剧“四小名旦”李世芳的父亲、晋剧名艺人李子建、筱桂桃、艺名老狮子黑的张玉玺、刘明山、刘宝山、筱金枝、筱金梅、山西北路梆子名演员、艺名小电灯的贾桂林、评剧前辈，名艺人芙蓉花、金灵枝;京剧艺人黄汉臣，又名盖云楼、韩月樵、韩志樵、陈宝庭、孟俊臣等，都曾先后在西北剧影社演出。这一阶段，剧种较多，剧目繁杂。其中有些比较优秀的剧目，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盖连仲的武生戏《长板坡》，“跑箭”、“抓坡”，干净利落、精悍轻捷，堪称拿手。李子建的《百花公主》，“赠剑”一折，做工细腻，颇有独到之处，“点将”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如睹“百花”之飒爽英姿。晋剧著名艺人水上漂，本名王玉山，曾经一度师承李子建先生。筏桂桃工青衣花旦，其嗓音圆润浑厚，底功扎实，尤以腿功见长，《英杰烈》，又名《铁弓缘》为其拿手好戏。评剧金灵枝演唱的《可怜云娘》、《可怜秋香》、《庵堂会》、《生死牌》、《生死板》;芙蓉花演唱的《马寡妇开店》、《小老妈开榜》、《杨三姐告状》、《花为媒》;晋剧艺人张玉玺、刘明山、刘宝山的《八义图》、《黄河阵》等，也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的。

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人侵，包头的各行业都陷入萧条冷落的境地。日本人一方面禁演一些有抗日倾向的剧目，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大约在一九四零年，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民工盖起了“大东亚圣战纪念堂”，就是后来的“中山堂”，今天的人民电影院。“大东亚圣战纪念堂”内设影剧厅，舞厅，酒间，是专供日本侵略者和一些汉奸、特务寻欢作乐的场所。除此而外，他们还控制、修建了东、西两个“俱乐部”。西俱乐部原址在财神庙“和平剧场”处，东俱乐部原址在解放路东部路北。这两个俱乐部，虽然都设有舞台，但演戏只是招徕观众的手段，其主要还是赌博。 在剧场内外分别设有宝局、赌摊多处，由市政府抽赌税。特别是西俱乐部，完全由汉奸组织——哥老会主持。个俱乐部每天上交赌税两千元，可见他们是怎样牟取暴利、压榨我国人民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包头戏剧舞台又增加了“新惠剧场”、“新贵剧场”，都是临时舞台，俗称“席片园子”，评剧前辈艺人筱白玉霜、喜彩莲，以及新凤妹、洪艳云、小宝宝、杨素娟、陈丽娟;京剧艺人白俊英、白慧琴等，也都曾经在此演出。演出的剧目有评剧《人面桃花》《桃花庵》《莲花庵》《纺棉花》《杜十娘》;京剧《狸猫换太子》《永庆升平》《包公案》等。

一九四七年五月，于是之、李晓兰、谢万和等，在“中心堂”演出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狂欢之夜》等，这是话剧艺术最早在包头与市民见面。

解放前的包头舞台，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曾有过兴衰、起落，上演剧目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似乎不乏“繁荣”景象，然而，剧目中精芜混杂，而且有不少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者淫秽的黄色戏，舞台形象也极为混乱。戏剧成了有钱人消遣作乐的“玩艺儿”。艺人们在旧社会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家庭，卖身学艺，却不时受到当地恶霸、豪绅的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