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瓷之路，学界一般认为始于中世纪中后期，亦即我国元代与明代中早期，这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为西方世界岱去古老的东方文明信息有着直接关系。当时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两格地中海地区业已形成世界性市场，对中国精美的丝绸与瓷器羡慕不已，激发了这两个地区的商人同中国的贸易热情，海上丝瓷之路便由此应运而生。
每提海上丝瓷之路，不少人独提泉州为起点港埠，可能有是偏颇，事实上中外海上往来包括丝瓷交易之于长乐，不管是起点也好，要港也好，不能不说意义广泛而重要，不容忽视。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会稽东治（即包括长乐）人有入还行遭风，流移至澶洲（即今菲律宾）。“其他史料又记载，唐末避战乱，长乐人步先人“南渡”之风，远赴印尼抓哇谋生。“十八姓入闽”中的王彦英，于公元893年随王潮驻兵长乐，因不相容，举家迁移高丽，至其子掌国政。南宋动乱，不少长乐人移居海外，漳板人谢升卿出走交趾，后立为安南王。元代，因不堪贱籍苛政，长乐人中不少以“夷齐”自况，纷纷徒局海外。
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谈到长乐人“尚什伍游食于外”，这个“外”值得是东南亚各国。
明洪武初，赐三十六姓册封琉球，长乐人居多。
据文献记载，明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舟师忠武尉黄参……举荐下，邑人从之者众，随师远航”；又据费信及《明实录》记载，这次出发时认识达27000人，归来受赏的仅20754人，少了6000多人，这里边自然包括许多长乐人，他们何去何从呢？清代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作出了回答：“明初谴太监郑和等航海，来着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买田娶妻，留而不归者。”可见长乐人大量从征，泄留不归，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康熙元年（1662）实行“禁海迁界”，长乐除了兵汛要地二、三、四、五都图免迁，其余二十都图无不涉迁，生计无着者只得纷纷向海外移民。
上述中途要的事实在于：历史上长乐人“造舟涉海，趋之若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他们终究启动了海上丝瓷贸易，沟通海上丝瓷之路，而且并不仅仅于此，因为长乐先民几乎来自文明发祥较早的中原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百工技艺，自然不乏能工巧匠，随着他们移居海外，也带去先进的丝瓷制作技艺。
长乐的地缘之便和人文之宜，承载了海上丝瓷之路发轫启程的历史重任。20世纪末在长乐至平潭的海域打捞古代沉船，发现大量的瓷器，而郑和下西洋庞大舟师每次亦毫无例外地装载大量的丝瓷与瓷器从长乐扬帆海外。这些都是证明——长乐之于海上丝瓷之路，有过曾经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