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四牌楼在明代称做“四攒坊”，清代以后叫四牌楼。关于它的建成时间，兴化所有的方志中都没有确切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兴化地方志为胡志，成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通篇无四攒坊或四牌楼的记载。最早以文字记载的是成于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的欧志，记为：“太平桥有四攒坊，曰国朝省阁，曰淮海人文，曰极品封君，曰状元宰相。”此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张志，咸丰元年（1851）的梁志及1943年的李志都分别作有记述。

牌坊、牌楼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在兴化，明清两朝建于府第、寺观、祠堂、陵墓以至桥头、路口的各种牌坊不下百座，一般都是四柱三门式或双柱单门式，唯独建于明代的四牌楼为四柱四门的亭阁式。它两层重檐，八角飞翘，顶上“五岳朝天”，显得十分庄重而典雅。兴化四牌楼的沿革

兴化四牌楼建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后、万历十九年以前，即1559年至1591年约30年间。如果我们再从最初出现的“状元宰相”和“极品封君”两块匾额来分析，四牌楼的建成时间又当在李春芳升任首辅、李镗被荫封少师之后，那么，最早也只能是明代隆庆二年（1568）。如其再早，李春芳虽已入阁，但不能称“宰相”，只能与高谷同入“国朝省阁”，李镗也封不了少师，称不上“极品”。因此，可以认为，兴化四牌楼的建成时间应当在1568年至1591年约20年间，距今约有430年。430年间，四牌楼曾两次被毁。第一次被毁事载于梁志，云：嘉庆元年为公元1796年，毁前只有过一次修理记录，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张可立重修，至被毁已相隔112年。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乾隆一朝，大兴文字狱，兴化连出两起大案，谁还胆敢倡修这前明的遗物﹖于是年久失修，就这么自然圮废了，所幸仅隔二年也就重复旧观。第二次被毁是距离第一次被毁170年的1966年，“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四牌楼在劫难逃。那时它身负两重罪名；一是“封资修”的黑货，属于应被扫荡之列的“四旧”；二是它曾是屠杀革命先烈的刑场，悬挂过革命烈士的头颅经查，这一条罪名无凭无据。于是两罪并罚，主体建筑被拆除，大部分匾额被肢解，那砸不烂的几根石柱至今仍深埋在小南门补锅塘的旧河沿下。自24年后，直至1990年，兴化人民政府顺应民意，全市人民积极捐资，四牌楼才得以重见天日。
欧志记为“太平桥”即县桥，1958年废圮，张志记为“县前”，梁志记为“县桥北”，其实都指同一位置，即旧县衙以南与旧城内东西大桥交叉点的正中央，四柱四门，四向皆通。它与北去的旧县衙、曼园柳园、海子池、拱极台，南去的县桥、益恭坊、中正门小南门成一轴直线。东去可达八字桥，西去直通西城楼，成为旧城中心的标志性建筑。1990年恢复重建时，考虑到旧城改造等诸因素，略作挪动，建原址之东北，与博物馆浑然成一体。

943年的李志记有47块，1966年拆毁前正应其数。根据记载，累计应为49块。除我们今天所见的47块外，尚有明代初建时悬挂的“国朝省阁”和“淮海人文”。这两两块匾额在康熙二十三年重修时仍然存在，根据推测，嘉庆三年1853重建时被撤。“国朝”一词，意同“当朝”，“国朝省阁”本为明代“国朝”阁相高谷等人专立。进入清代，“国朝”一词已不合时宜，于是换成了“省阁名公”。“淮海人文”泛指兴化有史以来的历代名望英杰，它与四牌楼其它匾额都明确为谁人专立而不谐，因而将其撤去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47块匾额旌章兴化籍历史人物75人81人次，上自南宋开科第一，下迄民初仁寿之征，跨越五个朝代。但立匾的时间却不以历史先后为顺序。根据记载，明代初建时只有4块，后加“东海贤人”和“中原才子”不过6块，基本上都是为当时明代的人物所立。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才逐步增加，出现了宋元时期人物的匾额。嘉庆三年才形成“上下四旁皆立匾，可以觇文物之华焉”。47块匾额，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府或士绅名流发起公立。其中御赐之“性静情逸”以及民初大总统徐世昌特颁之“仁寿之征”也只是地方上复制或仿制。因而，家大势大者尽点上风，一些在历史上很有地位的如成元竹、胡献、陆西星、宗元鼎、禹之鼎等却无人问津，更不要说张士诚、施耐庵之辈了。至于武士、闺阁、艺匠、方外本受歧视，当然一概摒之。因此，四牌楼的匾额可以反映兴化部分历史，但不能以偏概全。
旧匾的题字书家，除“诗画名家”为郑板桥所题、“性静情逸”摹咸丰御书外，其余皆不详。旧时习俗，书家为专人立匾题书时，从不署书家名号，这既是表示书家的谦逊，更是为了避免喧宾夺主，相沿成俗。今日重建之四牌楼，47块匾额，除1块旧匾、6块仿旧外，其余40块分别由我国当代40位大书法家题书，使兴化四牌楼不仅成为历史文物，而且成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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