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县是红军长征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途经之地。1935年9月27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通渭重镇榜罗，并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榜罗镇会议”作出了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战略决策，红军从榜罗镇出发经通渭温泉，于29日进驻通渭县城，毛泽东在县城文街庙接见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时，首次朗诵了他那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诗篇，9月30日晚，在县城南园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文娱晚会。2004年底，“榜罗镇会议纪念馆”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9日占领甘肃哈达铺。党中央在哈达铺利用3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息整编，使红军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体力逐渐恢复，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红军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委邓发。
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并在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原榜罗小学校长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的到陕去的行动计划，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落脚点问题之后，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邻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榜罗镇会议是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继遵义会议以来的第二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因而彪炳史册，功垂千秋。
红军在榜罗镇休整两天。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5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
如果没有榜罗镇会议的正确决策，就很难有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没有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的兴起，更不会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那个时候不到陕北就没有出路。不到陕北，抗日战争时期怎么能到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呢？怎么能搞那么多根据地呢？一句话，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陕甘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因而，榜罗镇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