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到西汉前期，月氏人统治着河西地区。休屠人作为月氏的属部居住在民勤地区，在水草丰美的谷水流域（今之石羊河）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区内的大湖泊，称为休屠泽。西汉初匈奴势力强大，汉武帝为开通西域，于元狩二年（前121）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收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占据河西的浑邪王与休屠王子归服汉朝，河西平定。
据唐代颜师古注《汉书·霍去病传》“金人”乃“今之佛像是也。”这就是休屠人敬佛的证明。休屠人的信佛，又是从驻牧河西、西域的月氏人那里学来的。公元前102年，汉在民勤境内设置了休屠县。《千字文》中的“宣威沙漠”，即指此地。
民勤的四大寺院与藏传佛教:
民勤在唐代之后未入吐蕃而并入西夏。据《元史·太宗本纪》等载：1242年春，乃马真皇后称制，太宗窝阔台皇子“阔端开府西凉（今武威），承制得专封拜。”1251年，阔端卒于西凉府，镇守西凉府达10年。在此期间，民勤是阔端王的牧场。汉代的休屠泽，唐代改名白亭海，元代更易为小端海子（见《陕西行都司志》与《凉州府志备考》）。阔端王依民族特定习俗,信佛喇嘛教。在统领西凉时期，掀起宗教热潮，建修寺院，接纳僧侣，以宗教交友会盟，与西藏广泛交流。由于民勤断代史缺乏，对藏传佛教的文字记载甚少，但从遗留下来的寺院、白塔等古建筑以及民俗风情等诸多方面，足以证明藏传佛教的盛况历史。
1、西塔寺 在城西门外，占地面积约50亩（现园艺场）。据说在明万历年间，寺院有大小喇嘛300余众。万历23年前后，因寺院发生“意外事故”，大部分建筑烧毁，剩余佛像移迁西街准堤寺内，僧侣散去，寺前的镇国塔屹立至今。
2、南塔寺 在城南门外，占地约20亩（新中国成立后的机关菜园）。寺前有宝塔，有“农耕台”。每年惊蛰，农耕台开始鸣钟一个月，直到清明节，以催促农家按时播种。民国十八年，因兵燹焚烧，仅存残余。民国二十三年，县长牛载坤，为兴办教育，拆除剩余，扩建苏山书院振兴北街学校。
3、塔尔寺 在县城西南薛百长城村。此处是汉代宣威县地，紧靠长城沙漠，长期受到风沙侵害。清同治年间，因故被毁。光绪时期，利用残留，将大佛殿改建为娘娘殿，民国时期又增修了牛王马祖殿，但白塔一直保存了下来。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两日为庙会，城周四乡之人，去赶庙会。笔者上小学期间，正月时值寒假，每年跟随父辈去赶庙会，唱大戏，唱小戏，龙灯社火，人山人海，善男信女多数祭拜白塔，祷告平安。喜得子女的人家，在娘娘殿献上写有“保我子孙”的红绸幔子，如今寺庙已不复存在。
4、圣容寺 原地在城东北隅。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移建于城南街大寺庙巷。移建的大雄宝殿，座落在一个正方形的土台上，四周各6丈，台高3尺，大殿面宽5间，进深3间，系重檐歇山顶，当心间5朵头拱，其余各施头拱3朵，殿内顶棚做船底式方格天花板构成，其斜面与平面上满绘佛像和云彩构成大面积的彩画，是一座形似蒙古包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古代建筑。它虽经历了多次大地震，却是完整无损。1966年维修时，只有一个中柱倾斜10余公分而纠正。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镇国塔 位于西城门外西塔寺前，始建年代不详。“清光绪十年倾圮，邑人胡克绪倡捐修复”。塔高12米，塔基高1米，周长16米，塔座高2米，周长14米，呈八角形，座上即细颈圆瓶形塔身，下部粗壮，四面各有小佛龛一个；上部细长，围有法铃，十三层（即十三轮）。其上有八角伞盖两层，角上悬挂风铃，伞盖上置葫芦形圆铁塔顶，上复铜制顶尖。塔身用条砖砌成，敷以石灰抹面。80年代维修时，塔内宝藏为佛像与经卷。塔的总体造型与敦煌的白马塔、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相类似。
纵观民勤县的佛塔佛寺，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寺院主殿“大雄宝殿”或“大佛殿”，建筑在正方形的高台上，与陪殿高低错落，从寺外入院，抬头向上，步步登高。
二是有寺必有塔，塔在寺院前，塔寺相映辉。白色之宝塔，藏族讲究是幸福的象征，草原安定之吉祥。蒙汉也是一样。而塔尔寺的白塔却在庙后，因原建寺院面貌全非，而后来部分改建，原型整体难辨，塔却落在娘娘殿的后面。然而，白塔的大小造型非常相似镇国塔。城内的圣容寺，是从城东北隅移来的，而它原地附近的药王宫南侧，民国时期，还残存着被风沙埋压的塔座。我们小的时候，从这里爬到城墙顶登高望远。
三是抗震能力强。民勤是地震活跃地带，圣容寺曾经过两次中强地震而未受损。大殿顶高檐低，粗大方木的门槛和窗下额坊与柱脚构成整体，建筑物全部重量，由构架负担，整体形成防风沙、防暴雨、防地震等北方典型的古建筑。配一高台基础，形似矗立于寺院的一座宏伟宝塔，具有较强的抗震能力。
民勤历史上的民俗民情:
唐宋以来，民勤是北方蒙古族、党项、羌和汉族交错驻牧之地，元代又增加了藏满等民族。在明末清初，汉族增多，少数民族减少。根据《柳湖墩谱识暇抄》记：“凡五十六族，……五族为元季土著……。”少数民族还占十分之一。清康熙四年（1665年）邑人孟良允等开办“共和文社”，各族青年学子一同就读，实际上形成了一所民族学校，从而使民族文化进行了交流，密切了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诸如“祭俄博”、“师公子跳神、放卦”、“摔跤”等民间风情中，也融合了蒙藏的宗教文化习俗。
历史上，民勤人对寺院的僧侣称呼“喇嘛”。一些儿女稀缺的人家，生了男孩，缝一件喇嘛衣，到寺院拜佛，请求喇嘛给穿上，从此以后乳名改叫“喇嘛”，祈求佛祖保佑，吉祥长命。民勤老一辈的人中叫“大喇嘛”、“小喇嘛”、“喇嘛子”小名的人很多。历史上，由于化缘的喇嘛多，民间便留下了“喇嘛难打发”、“喇嘛就这个喇嘛，打发就这个打发”等口头语。
心道法师传播佛教:
民勤在清末民初，因战乱不止，信佛者减少。到20世纪30年代，圣容寺东侧的“观音堂”、北街的“地藏寺”和湖区的枪杆岭山始有吃斋念佛之人，各自信佛，都不成宗。
1941年秋，江西高僧心道法师，在宁夏银川传经之后，翻越贺兰山，穿过腾格里大沙漠，历经艰辛来到民勤，首次下榻枪杆岭山，从佛法角度将“枪杆岭”易名“金刚岭”。民勤县城人将他迎请到圣容寺进行传教，收徒弟子，后去张掖。从此之后，民勤重新掀起信仰佛教的热潮。
1943年夏，心道法师听到民勤佛教发展的盛况，重返民勤圣容寺（又称大寺庙），正式讲经说法。宗旨是：“法幢正宗第一世，单八成倍开步佛”，开创汉族佛教的“法幢宗派”。听经者越来越多，除寺院之外，大寺庙巷也跪满了人群。心道法师接受传经弟子，受戒居士。
心道法师是护教爱国的高僧，在民勤讲经期间，倡导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游行一开始，众百姓自发列队，从南街到东街，有一千多人，影响很大。时值民勤有学生运动，民勤掀起了抗日的热潮，捐款捐物，青年从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使民勤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心道法师传播佛教之后，圣容寺等香烟不断，人们把常年念经修心之人称为“和尚”。较有名的有马和尚、戴和尚、段和尚、张和尚等。圣容寺的居士，早晚拿着《暮时课诵》诵经念佛。大多数信佛的人都能背诵《阿弥陀经》和《往生咒》。
民勤是印度佛教传入较早地区之一，比一般所说的佛教传入中国要早100多年；民勤佛教四大寺院与“镇国塔”，基本上是同一时期的建筑物，始建于元代阔端王统领西凉时期，即公元1242年至1251年之间。汉唐之后、民国以前的民勤佛教是藏传佛教。此后至抗日战争时期，则演变发展为汉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