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的海滨汕尾，生活着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色彩和历史传统的社会群体——疍民（亦称瓯船渔民），他们是先秦时期越族的遗裔，世世代代活动于南海之中，浮家泛宅，把舵扬帆，随潮来往，捕鱼为生。他们现在的人口约10万人，仅占汕尾总人口的3%，但他们却是这里的原居民。而且瓯船渔民就是汕尾最早的开拓者，在我国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民族，称越族，遍布中国南方，其中的扬越在今江苏、江西，于越在今浙江，瓯越在今浙江南部，闽越在今浙江、福建北部和江西东部，南越在今广东，骆越在今广东、广西、贵州及越南北部，夷越在今云南、贵州及湖南西部，夔越在今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西越在今广西及广东部分地区，滇越在今云南，山越在今苏、浙、皖、赣、闽、粤部分山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土著人（俗称南蛮）。

汕尾的渔民历史：
他们的祖先活动在汕尾一带，要远溯到五六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他们是南越的一个分支，他们除了农作和狩猎之外，还使用打制和烧制的捕鱼工具，从事海洋开发，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埔上墩、打石城、角青山、元颠山、麒麟山等50多处史前遗址。著名考古学家翦伯赞对这些遗址的评价是：“在最早期文化中，有旧石器文化的存在，在最晚期的文化中，则出现了青铜器乃至铁器。由此足以证明海丰县的史前文化，实代表一个最悠久的时代。”

大量的历史文献证实，现在的疍民与古越人一脉相承，他们是自秦以来，历经数次战火劫难而遗存下来的古越人后裔。因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博罗县》中说：“疍民为越人之遗民。”罗汝南在《中国近世舆图说》中也说：“沿海疍户……，昔人称为百越，非虚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出兵征伐南越。《风俗》载：“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凿河通道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此即入丛薄中之遗民耶？以渔钓为乐，以舟为宅，籍隶河泊所，岁课计户验船征之。”这是越人首次离开陆地、下海为疍的记录。

汉武帝派大军平定南越，凿通了闽粤险道——海丰羊蹄岭，开辟了一条中原移民从东线南下广东的通道，迫使越人为避开战乱和中原移民的侵扰而下海为疍。《晋书•陶璜上疏》载：“晋时广州南岸六十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蛮疍杂居。”《惠州府志》也载：“厥祖被干戈所扰，潜民水泊中，子孙习惯，乐居于舟。海丰七港，在在有之。”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了防止郑成功船队与粤东沿海反清力量相策应，设桩立界，实行海禁，令淮、浙、闽、粤四省沿海居民内迁40里。清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派吏部侍郎科尔坤到粤东勘查海禁的执行情况，发出了沿海诸港不准渔船居留，全部迁入内河的迁界令。甲子港、湖东港一带疍民迁入瀛江、龙江等的中游，奎山港、大德港一带疍民迁入丽江、黄江等的中游。迁入丽江的疍民，从事摆渡、捕鱼为生，每届秋夜，互斗渔歌，通宵达旦，其歌声凄婉动人，此起彼落，表达他们艰窘的生活和无奈的心情。本邑进士黄易聆听了渔歌之后，感赋云“犹余龙水影，月下遇鲛人”（鲛人，意指疍民），对疍民的惨淡生活深表同情。据史料记载，海禁的实施，使汕尾疍民生活失去依托，他们流离失所，人丁十存二三。

渔奴制度是对疍民的一大摧残。汕尾疍民在渔父（渔奴主）的掌控下，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的悲惨生活。陆丰甲子的《范姓族谱序》载：南宋初年，甲子港出现了拥有千艘疍船的李姓渔父，残酷的渔奴制度开始在甲子港产生。《东江区沿海疍民调查报告》（1953年）载：“渔奴制度起于览表和甲子，随着渔奴的买卖和逃亡，瓯船疍民渐次向西迁移，散布于碣石、金厢、湖东、乌坎、汕尾、新港、平海、后门、小漠……等湾头，足迹所到之地，渔奴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形式与内容上也起了很大的演变”。

清末民初，汕尾的渔奴制度大致是这样的：渔父出资（称顺风价）购买10%的渔船，疍民舵工出资购买90%的渔船及全部船上工具，此后船权及舵工的人身权均属渔父，渔父不负责渔船维修及任何生产费用，却享有渔获物的发卖权，并无限期地收取渔获产值的20%作为抽花钱，舵工如转往它船劳作，需经渔父首肯，同时要交纳自身收入的3%～5%作为抽花钱。汕尾港有一周姓渔父，他在分家文书中把抽花钱与土地、房产等并列，分给子孙。汕尾疍民除受到渔父的盘剥外，还受到渔栏主、渔霸、馆头、社头、庙祝、海匪、地痞流氓、保长甲长等的盘剥，例如新港的疍民，他们受到的盘剥名目就多达29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全面解除粤东海禁，允许渔船出海生产，这时疍民才藉以恢复生机。从解除海禁起经过了3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汕尾的疍民渔船才恢复到2074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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