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宋朝三

历史

历史之宋朝三

 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户,人口约3250万。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1,730万。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户数达20,882,258户,人口约1亿1275万。

靖康之祸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人口峰值是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户口达到136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代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1274年),汴梁人口过180万(1125年),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宋徽宗崇宁年间,华北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六年有户23万,崇宁元年有户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川陕四路。这五路户口达到571万户,占南方户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户。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户101万。福建路有户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户。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1231年有5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

赋役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宋朝财政收入为历朝之冠,北宋极盛之时岁入一亿六千万两白银,是明朝十倍,1840年前清朝四倍,这全部归功于宋朝是历史上最为重视商业发展的朝代。总财政收入约70%源于商业。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

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 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 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 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

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55]。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 [56]。

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57]。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庆元府(明州,今宁波)、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58]。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59]。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 [60]。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