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新法强烈反弹。加上全国天灾不断，神宗的新法实行的决心也有所动摇。

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一名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呈一幅流民图，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因此受到极大震撼。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开始不信任。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回京复职，但是他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坚决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再次罢免王安石的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世事 [18]。

尽管后人对熙宁新法的评价非常两极，但无庸质疑，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王安石预想。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了平民的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过急，将需要很长时间社会演进才能完 成的十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19]。而且，新法实施到了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相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

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中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有的更被视为小人。对于这次改革，以“大历史”著称的史学家黄仁宇评论这次变法：“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20]

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改革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伴随著国力的增强，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遭到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而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曾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 [21]。

新旧党争

神宗驾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哲宗赵煦严加钳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并冷落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是为元祐党争。哲宗亲政后，贬斥旧党，信用新党，变法事业因此得到了持续。 [22]

靖康之耻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 [23]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徽宗自幼爱好 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 [24]

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