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城文史界，“增城.这个名字的由来一直是最具争议的，而今我们能从纷乱繁多的历史古籍记载中寻觅到的就有三种说法。

史籍堆里的增城之名据《广州府志》记载，“增城建县于东汉建安六年（公园201年）县(番禺、博罗龙川、汉中央决定‘新设一县，增多一城’”，新增的一城是从番禺、博罗两县中增出，世人取其“增多一城”之意，称“增城”。

另一种说法也是最新的说法，称增城市以山名作县名，这山便是罗浮山。有人根据史料推理，东汉分番禺地新置一县，罗浮山古时应叫增城山，因其在新县境内，故以增城山（罗浮山)之名将新县命名为“增城”。

人的心灵都是向往美好的，最为增城文史界学者和市民们接受的说法，增城是昆仑仙境之一。屈原《楚辞·天问》中记载辞人对“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的历史呐喊。宋《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罗浮山记》说，“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层城、博罗二县之境，有罗水南流注于海”。山上有三重仙境:层城、悬圃和闻风。屈原《天问》中的“增城九重’正是(罗浮山记》中“层至于历史到唐朝时关于何仙姑的种种传城”。说，更让人们相信增城就是昆仑仙境。

沿江而上的增城人史

增城之名的由来在史料庞杂的历史故纸堆中已经模糊难寻，但增城人的由来却清晰可觅。增城人的历史可以用“沿江而上”四字概括。如果用沧海桑田形容增城的地理变迁那是最适当不过的。查阅史料发现，增城在历史上曾为一个滨海小县，最早的人类出现在现今的增城市石滩镇金兰寺。年，广东省考古队在金兰寺发掘出距今600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贝丘文化遗址。又在石滩镇南里村发掘出距今3000年的古人类遗址，这象征着增城人类史已经从新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而在增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两处文明无不是沿着古增城的海江分布的。

在石滩镇塘口村，至今流传着关于“细女”的传说，保留着清明、重阳赴焦石岭缅怀“细女”的风俗。“细女”是塘口村人的叫法，在传说中，她是以海螺代步的海螺姑娘。“细女”对塘口村的一位帅小伙一见倾心，有意下嫁，便骑着海螺准备前往塘口村。不料海螺步履缓慢，“细女”到达塘口村时天色已晚。村中土狗听见响动，却不能分是敌是友，一阵狂吠，海螺受了惊，驮着“细女”一路向北逃窜。太阳从焦石岭升起来，海螺在岭上化为血水，以螺为生的“细女”精气散尽，命赴黄泉。塘口村人被“细女”的痴情和赤忱打动，视其为塘口村未过门的媳妇。一些村民为守候“细女”，定居焦石岭，增城人从沿江而居首次驻山而居。

真正有史料记载的增城人是唐朝时的单姓一族，单姓是增城最早有族谱的大族。相传，增城单氏先祖单通真在唐朝时入增城追寻老祖宗东晋单道开的遗踪。名士葛洪至罗浮山炼丹求仙的，单通真以为在罗浮山定能寻得祖先物件以作告慰，怎知遍寻罗浮山都没有发现先人遗留的任何物件。单通真便和族人商议定居增城，以示对先人的缅怀。

此外，早已定居增城的土著，据说有合族、瑶族、黎族(古时称理族)，他们世代与统治本地的北方军官通婚，演变成生活在增城的最古老的居民。“唐宋广府明时客，清还相迎潮汕宾”，这句话概括了增城至唐以来居民来源，广府人、客家人、屈指可数的潮汕人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构成了今日的增城人。

顺流而下的增城县城

增城如它名字的来历一样传奇的是它的县城。如果说任何城市的形成，都是以人为依托，最终形成文明的纽带，那增城的县城是个例外。陈克骄傲地将增城的文明史和县城史概括为“文明史沿江而上，县城史顺流而下”。东汉时，增城作为新设的一县，地域辖区远远大于如今的增城市，如将县城设在现在的荔城，就当时而言实在太偏远。正好处于整个辖区中心的湖心岛则当仁不让成了县城。

到了唐朝，宰相张九龄打通了梅关古道，原依赖水上交通的增城得以通过陆路与整个珠三角相连。人口增多，南方滩涂土地肥沃，适宜更多人生活，县城于是迁至今联益一带。南宋江山半壁，县城再次南移，定于现在的荔城至今。

县城的顺江而下，带来的是一次次文明的交锋和融合。陈克告诉社区报记者，每一次文明冲击，丰富了增城历史文化内涵，在增城，以注重独立为精神内核的广府文化，以注重团结、防御为主的客家文化和以注重门面为宗旨的潮汕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增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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